熄灭的花园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朝廷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今天又是盛世中国，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或许，我们或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工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在1950年时，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1950年代实行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需要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历史上的中国政府没有像今天这么大过。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它现代产业全球最发达，它也是世界警察，所以，它的政府职责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因此，美国政府的规模应该可以作为判断中国政府规模太大还是太小的参照系。

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

中国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历来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至1995年间的确是照此方向走。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方面面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见图一和图二)。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不是中国人与别国不一样，而是人家在权力受民主制约下的分税制体系，搬到中国后，当然会走样，因为在中国的各级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民主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政府规模，我们的政府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从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 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

政府作为最大的资产和土地所有者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是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GDP同样的速度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作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是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这种政府规模的确是乾隆政府、今天的美国政府所远不可比的。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的速度增值，亦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上、产业结构上、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谁会赢大头?

美国家庭资产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即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政府不会与民争利，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国有制割断了从资产升值到内需增长的传导链。这也是为什么在私有制国家，经济增长给民间社会的家庭带来财富，而在国有制国家里，经济增长产生的资产财富升值主要由国家独享，给民间家庭带来的只有高一点的劳动收入，没有太多财富。所以，今天在中国，最大的贫富差距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而不是在多数国民之间。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呢?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比。——这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问题，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老百姓享受到的收入和资产财富份额极低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在中国政府控制社会这么多收入、这么多资产财富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我们国民自己的。

作者：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本贴是一个讨论贴。本贴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对中国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这个想法是很初步的，因此本贴是在不断修改中。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参与建设性的讨论。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见http://www.blogchina.com/20090210664016.html）。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12、面对权钱结合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最近茅于轼先生提出，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权钱的结合。但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好有一比：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而且日子过的还相当不错。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13、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去对付的，而社会溃败却更难办。记得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媒体评论道，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的人用100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14、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期待将30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和能力。实际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15、其实，中国的改革既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势。

16、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其实并不是始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17、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

作为一个没有经历过婚姻，却又经常钻研男女关系的人，我对婚姻的态度基本是个“骑墙派”。面对那些25岁左右的女孩子，我会摆出一副世俗的脸孔，告诉她们：嫁人要趁早啊，错过了黄金阶段，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并以身作则道：你看，到了我这年纪，只能扛着剩女旗帜看别人的风景，婚姻仿佛与己无关了。

但是，一旦面对那些嫁作人妇，时不时炫耀自己的老公多么听话，孝顺，出得厅堂上得床的人，我又会摆出一副挑剔刻薄的嘴脸，挑衅她们：是你们还没过七年之痒，是你们看不到包在纸里的火，你永远不知道老公出了家门是什么鬼样子，你永远不要说你会幸福一辈子。

事情总是好坏参半，像我这样从小就不看琼瑶小说的人，缺乏婚姻幻想体的基因，还没来得及想像走进婚姻殿堂那身婚纱的华丽，就早早看到这袭华美的袍子爬满的虱子。按80后坏女孩的话说：挖过墙角劈过腿，勾引过别人老公出过轨。很小，我就知道男人是吃着碗里看锅里，娶了红玫瑰想白玫瑰的动物，深知道当“大”不容易，防贼防盗防小三，占有了一个人的归属，却失去内心的自由。以至生出一种与虎谋皮，与狼共舞的不安感来。任凭别人怎么游说，怎么假设完美无缺的男人的存在，仍不免一撇嘴：有不抓老鼠的猫，但没有不偷腥的猫。

所以我早早就对自己说，按照婚姻的金科玉律去严格要求人违背人性，做出一辈子的忠贞承诺，显然是不靠谱的。因为那样，很容易就把自己变成了无辜的小白兔，很容易就会发出台词般的感叹：我对他那么好，付出那么多，他为什么要背叛我啊。再想不通，就得从24楼跳下去，就得从护城河上跳下去，还背上“没有男人你就不能活了吗”的谴责。

电影《画皮》一出，很多女性据不禁说，婚姻的本质不过是张画皮。其实画皮也好，画饼也好，婚姻始终是，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首先，如果你选择了结婚，你得知道一系列怎么办？因为情感答疑的大部分问题都纠缠在：他出轨了，我该怎么办？答案不外乎：1.离婚；2.睁只眼闭只眼；3.你也去出一个看看。不管是选择了哪一种，都要视自己的实力而为，如果保持一段不愉快的婚姻，让自己长期承受心理折磨，吃饭不香睡不好还疑似抑郁症，那总得设个止损点，割肉在尚未浪费一生时。

以上都是针对普遍的婚姻制度和规则而言，其实，我一直是不喜欢教条式的婚姻的。当年记者问我：你结婚了打算怎样？我笑答：各自鬼混。人家就反问：那你还结婚干吗？实际上，婚姻总需要与时俱进，变法图强的。

那些貌似合情合理责任义务都规定得井井有条的婚姻，不过是小学生守则。我们应该发挥更多修订婚姻规则的自由。鞋子合不合脚，穿上才知道。记得，我做媒体刚入行时，第一个选题就是关于“周末夫妻”的，当时采访社会学专家，他就发表了契约式婚姻的观点，具体怎么说我忘了，总之就是如果您觉得朝夕相处柴米油盐很累，也可以结婚了还分居而住，周末时约会。这对于习惯实时监控，晚上10点前必须回家，行踪要报告的夫妻显然不合适，但有人却说：我希望结婚了也不要住在一起，住在一条街上就可以了，关上门各自是自己，打开窗能看到对方。

有太多人，结婚是抱着一劳永逸的想法。最能与之匹配的比喻，就是买个70年代大产权的房子。一个让你安居乐业，白头偕老的所在，是多数人对婚姻的向往，所谓归宿。但你知道，没有谁会真正住够70年，在房产升值的通道里，5年是一个坎，8年又是一个坎。所以通常我们都会喜欢旧房换新房，小房换大房，或者有了一房，买二房。婚姻最大的容忍，就是容许改变和更新，并视之为生活品质的追求。当我们像按揭一个大房子那样按揭一个婚姻时，自然也要作好诸如断供，退房，升值，发财，变卖之类的准备。

所以在我看来，人们关于合同制婚姻的想法，比如三年一签，五年一签，协议应要求增加或删改条理，在合乎法律的范围里，消除传统婚姻的意义，也是不错的变革。比如在这份合同里，你必须10点前回家，每周做爱三次，在下份协议里，我们各自拥有和情人约会的权利；在这份协议里，你每月收入必须上交，在下份协议里，我们来实行AA制。只要你不嫌麻烦，并有足够的自信，不担心沦为婚姻失业潮的一员。

欧美越来越流行不结婚的同居，同居到生孩子，甚至几十年。有保守的BBC华人专栏作家为此担忧，说如果没有法律保护的措施，那么你辞职在家带孩子到分手时就得不到经济补偿，分手时你还会因为住在对方的房子里，他随便就能把你轰出去。这从保护女性的角度来说，也许没有错。但作为潮流的存在，也是人们抵抗法律形式婚姻的种种问题作出了反映。我们不应该总是怂恿女性为了保护和保障寻求婚姻，这样会削弱女性独立的质地。所以我说过，女人不要总是害怕婚姻失败，你攒好自己的钱，买好自己的房子，哪天不要了，拎起包就走，如果有孩子，抱起孩子就走。

其实，人生是由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构成的，每个阶段具体的人，从思想到观念，从情商到智商，从实力到能力，都会发生很多变化。“我会飞得很高，你抓不住我的”和“我会飞得很高，但我带你飞”和“我会飞得很高，但你飞得更高”是不同的个体关系和张力。刘嘉玲和梁朝伟就是两个人飞了20年，在高空汇合；而郑裕玲和李方就是飞了16年，最后脱了线的。如果你有足够的飞翔力，不妨飞到累时，再看看和你共同起飞的人到哪了，而不是早早绑好双方的翅膀，一起玩跳格子游戏。我相信，能够在一起的人，无论飞多远，都不曾远离，不能在一起的人，始终要折翅而去。

老外最奇怪中国人的婚姻观，是把结婚当作寻找一种保障。所以我很遗憾未能以任何保障为前提地跟任何人恋爱。我觉得你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我也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我们是在可能性之中的融合，如果婚姻装不下各种各样的可能，那么它一定是个渺小的婚姻。

晓洁

你的脸上下雪了
悲伤仍在毫无节制地结晶

浏阳河边种菜为乐的人
正拎着水桶回家

越是安心平淡
越要给你生离死别

只有悲伤能超越平凡
多么昂贵的消遣

你下弦月一样又瘦又白的脸
不再散发叮叮当当的月光

 

 

 尘雾家园
House of Sand and Fog(美)
导演：瓦迪姆·佩尔曼
主演：本·金斯利/詹妮弗·康纳莉

那天晚上，一个人坐在空荡的房间里看《挽歌》，一部不那么温暖不那么灰暗的爱情故事。两个行到末路的人相爱而已，一个老了，一个病了，他们很快或者已经败给了时间。这恰恰是一个获得永恒爱情的契机，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时间相互厌倦了。
看着看着，我想起了父亲。自打看过《尘雾家园》之后，每次看到本·金斯利，我都会想起父亲。不记得是冬天还是夏天了，肯定是在广州湿润的夜晚，肯定是乱糟糟的大学宿舍，肯定是在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点开了《尘雾家园》这部几乎默默无闻的片子。
那时候，是没有人陪我看电影的，及至今日，我的审美趣味依然与大众相左。同学们开玩笑说，我推荐的片子不要看，我否定的片子才要看。于是，那天晚上，没有人陪我流泪。
本·金斯利在影片中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他执拗，坚硬，暴力，深沉。这个父亲是从伊朗流亡到美国的原空军高官。异国他乡，他曾经拥有的一切与尊严有关的东西都不存在了，他掉落在尘埃，这时候，儿子就是必然的、唯一的希望和解脱。
我的父亲也曾真的以为自己是掉落在尘埃的。在我的记忆里，他虽然一事无成，却固执地保留着一种莫可名状的优越感。比如他虽然不知平仄，但他写古诗，写了满满一本；他也曾不计利益地帮助村里人，是公认有“本事”的人；他喜欢夸夸其谈，向孩子们灌输那些永远正确的人生道理。说起当年的种种，他会用很多“如果”起头，如果没有那么多“如果”，以他的本事，他就会考上大学，进入城镇，一生就不会埋没。因为那么多“如果”，我也成了他必然的、唯一的希望和解脱。
现实总不如意。本·金斯利为了家人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与詹妮弗·康纳莉，这个同样潦倒的女人起了争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煎何必在此时？不是生死的事，却偏偏关联到生死，这是弱者的悲哀。这部片子比孙立平评价“黑砖窑”时谈到的“穷人欺压穷人”更悲凉，因为这是善良的弱者之间的对立。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在这里成了绞索，终于勒死了本·金斯利一家三口。我还记得儿子死去时，本·金斯利眼睛里那种绝望的悲痛，那是一个父亲的悲痛。
而我的父亲，却在我读大一那年，仿佛完成了使命一般，在一个夏天，戛然而止。

汤祯兆：日本是一个任何意识形态均可并生共存的时空压缩载体

汤祯兆，十足典型香港文化人。曾是彻头彻尾的文艺青年，与被誉为“香港文化教父”的梁文道是同代人。刚出道时更曾与梁文道打过一场笔仗，后成良友。
在东京念日文时，兴趣转移至电影研究和文化分析的方向，至今已出版著作14册，大多是关于日本电影及流行文化的研究著述。但他一直拒绝成为“专家”，而以“流民”身份自居。
自言“流民”追求的是专业的态度而非专家的身份，“沿街看风景，翻书寻自省”大抵可以概括“流民”的身份本质。
《整形日本》作为汤祯兆的第一本在内地刊印发行的书籍，是一个了解日本流行文化的路标，有田野观察，有文本分析，有中日文化之对照，更难得的是，语言直白、干脆、有趣，完全没有僵硬的书院气息，完全实践了汤祯兆一贯的“娱人娱己”的写作态度。

长久以来，国人对日本的印象，抛除民族情感，一直停留在《菊与刀》中关于日本人性格的矛盾分析上。
这种刻板印象根本无法解释日本文化创意的勃兴，以及其遍布全球的巨大影响力。看看我们周围，御宅族、暴走族、Cosplay、日剧迷以及三池崇矢史的暴力影像、岩井俊二的清新写真和宫崎骏的动画作品引起的狂热追逐，就实实在在发生你我的身边。为什么日本能够成为亚洲文化第一输出大国？那些至潮的新生族群在日本如何发源，又是为什么能够在别处生根落脚？
汤祯兆，这位港产日本通，站在华人的角度，凭借其对日本社会全方位的细致观察，一一解答了这些疑问。在书中，我们不单读到了一个似乎熟悉实则陌生的日本，还能借鉴这个当代亚洲第一文化输出大国，思考中国自己的路向。

作为知识分子的最重要自觉性，应该体现在不可自觉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上()

晨报周刊：关于日本，你写过不少著述，基本上已可以把你看作当今国人了解日本流行文化的一个通道。这方面的兴趣和研究热情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汤祯兆：严格来说，我对日本的兴趣一切缘生自对日本导演的钟情──我抵达东京后，为自己订下的一项任务，就是要到小津安二郎的墓地拜祭致意。留学期间，我大约参拜了三、四次，每当心灵上出现困惑又或是精神上感到疲惫，小津墓往往对我都能够起到平复洗涤的灵性作用。当然，村上春树的小说也是我留学时期手边的爱读本，我对村上春树笔下的世界，有同时代的共鸣感。后来回港，港台两地刮起日剧旋风，于是我写成《日剧美味乐园》、《日剧游园地》及《日剧最前线》，大抵于传媒界中正式被锁定为日本通的角色。不过回首看来，旨趣的驳杂一向是个人性格使然，那大抵亦与香港的殖民地背景有关──博取所需，不囿一门；质素先行，题材不限；草根自学，尊重经典。我想这就是身处殖民地得享资源广泛流通，意识形态却无比自由的最佳优势。而真正对日本流行文化作正面切入的分析专著，应该是以于台湾出版的《俗物图鉴──流行文化里的日本》开始。

晨报周刊：虽然日本的文化产业输入国内已有不少，比如动漫和日剧，但国人对日本以及日本人的认识仍然很刻板，可以说近乎偏执地停留在《菊与刀》的程度上，你觉得这其中的缘由是什么？
汤祯兆：依个人观察，内地出版的日本文化研究，我认为大都离不开学院的生活局限。不是说内地往东洋留学的人数不多，而是大抵区分成两类──一类于学院中为学位打拼的固然较有机会提笔记下所思所感，但观察角度则往往受制于宏观的文化大论述，而缺少微观的实地体验配合；另一族群是取得学生签证后，则立即废寝忘食后以挣钱为务，我留学时身边的内地同学，无不身兼数职，唯一有机会缺席的大抵就是课堂时段。此所以出现二元分割的书写状况──有力提笔者没有真正进入日本社会去体验生活；有前线打拼经验者却无力亦无从去分享所见所闻，于是我们仍然停留在《菊与刀》的日本镜象观察。

晨报周刊：在去日本游学前，日本在你眼里是什么样的国家？在日本游学期间，经历了怎么样的文化冲撞，随之而来地在观念上有什么变化？
汤祯兆：我对日本从来没有多余的迷思，既不特别羡慕，也没有源自民族上的反感之情。去日本游学前，一向认为日本是光怪陆离的国家，抵步后经历亲身的体验，更加强化了以上看法。我所指的光怪陆离，乃针对其中多元价值纷陈以至对立冲突不断涌现的存在状况而言，那正是文明的标志所记。不同的价值观念，由传统的男尊女卑到家长制的阴影处处存在，到性爱解放以及流行文化的支配国人思想，均一一于日本得到体现。用一个比喻来说，我觉得生活在日本就好像置身于时空高度压缩混糅的处境中，时刻要调整个人的期待视野，上一刻屏息以待专注于眼前的流动歌舞伎风景，下一刻AV星探就在身旁进行活生生的人肉战场无边界规限的擂台角力战──要说有什么文化冲击，那就是理论永远落后于现实的挑战；对知识分子而言，这正好就是刺激思路的最佳赛场。

晨报周刊：你的著作可以当作轻松的社会学读物，语言直白、干脆、有趣，这种“娱人娱己”的写作态度是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觉吗？
汤祯兆：或许因为我在香港长大，又或许因为我念中文系出身(专攻现、当代文学)，我一向对于宏大论述的假大空意识极为烦厌。香港的成长经验教晓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最重要自觉性，应该体现在不可自觉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上。人人都是知识分子，街上满是专家流民。香港一向是以经济金融挂帅的商贸城市，过去如是，未来亦会如是。唯其明心见性，才得以抱持健康的写作态度撰作下去。严格来说，我执持的写作态度应是「娱己娱人」，知识分子很容易走上律己以宽，待人以严的虚浮之路，尤其一旦眼前涌现「钱途」。所以我会倒过来看，只要自己认真写作从而「娱己」，有心人在写，自然会有有心人去看。

要成为文化输出大国，首要条件就是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底线限制()

晨报周刊：梁文道在为本书写的序言中说“我们还能(从本书中)借鉴这个当代亚洲第一文化输出大国，思考中国自己的路向”，其实华夏数千年的历史上也曾经是一个文化输出大国，如果重新确立这样的地位，国内目前需破除哪些障碍？
汤祯兆：所谓文化输出大国，其实很重要的前设是要有一整体的结构性视野。举例而言，日本不可能仅凭歌舞伎又或是茶道花道，就能够俘虏人心，文化的输出同样需要不同产业的配合营运，才可以汇聚生成创作上的爆发力。在这一方面，我暂时仍然较为悲观，因为要成为文化输出大国，首要条件就是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底线限制，而这一点看来始终是我们的禁地。我们看到《死亡笔记》就会张皇失措(《整形日本》简体版和繁体版的其一差异，就是抽出了一篇讨论《死亡笔记》其中强人意识来临的文章)，其实日本国内较《死亡笔记》乖张疯狂的漫画可谓不可胜数，你可以想象彼此的距离究竟有多远？我不是说创作上无限自由百无一害，但你要成为文化输出大国，成为潮流思维上的领导者而非技术上的巨匠(这是以张艺谋为首所代表的美学追求)，就要接受一切正反的可能效果。

晨报周刊：如果不读你的研究，还真不知道Kawaii、Cosplay、御宅族、暴走族等这些流行文化产生的背景和蕴藏的渊源。奇怪的是，这些以社会文化为土壤生长的所谓个人旨趣的东西(有些甚至是超越常态的)能够在日本聚合大众的力量并形成完备的产业链，甚至飘洋过海，所向披靡，难道日本有什么特殊的基因吗？
汤祯兆：正如我先前所说，日本是一个任何意识形态均可并生共存的时空压缩载体，充满内部矛盾──从创作上的角度而言，日本是圆形人物，我们是扁平人物，就是那么一回事了。

晨报周刊：日本这个国家总是给人以震惊的感觉，比如AV事业的繁荣，写过《AV现场》的你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AV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汤祯兆：不少中国人初到日本外游，对于眼前的一切都会甚感疑惑。在便利店可以看到大量的色情杂志占据书架，而无论年青人又或是老头子，衣着马虎又或是西装笔挺，都可以若无其事地翻阅，脸上毫无腼腆之色。至于路面风景更加满目春色，其实不仅限于新宿的歌舞伎町，只要你去到任何一个稍具规模的日本市镇，总会很容易找到所谓的欢乐街。尤有甚者，大部分的欢乐街都管理得井井有条，通常会有一些信息中心，供有需要的人士入来搜寻有关数据。以上一切都是在日常的场景中出现，对日本人来说并没有甚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
我们惯用窥秘角度去观察日本的情色文化，选择身居道德高地予以批判，这都是因为我们一向用割裂的一鳞半爪方法，去“认识”日本的情色文化。认为日本情色文化“变态”，本来就是我们的“误读”角度，乃是以华人社会既有文化角度，去套用在日本语境身上加以不恰当的解说。因为不能摆脱以上的思想桎梏，我们就总不能除去“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的心魔。

你对眼前一切拜金为上的社会，真的没有责任吗()

晨报周刊：日本进入超老龄化社会也是你在书中关注的一个问题，而我国也已迈入老龄化社会， 日本的一些尝试可以搬到国内来实践吗？
汤祯兆：其实日本即使为超老龄社会做了不少工夫，但事实上仍然问题不断丛生，最近(6月25日)在日本千叶县，就有一名老翁趁睡梦中，把一家四口(妻子、同居的儿子、媳妇及孙女)悉数用槌子击杀，然后再报警自首，后来更自剖“杀光全家可变快乐”。此一匪夷所思的案件，其实正好反映出日本的老人问题，已经去到价值崩溃的临界边缘。我认为日本面对老人问题，最值得参考就是民间自发性的不同组织，往往乐于踏实地去构思疏导问题的方法，尽量重新巩固及强化小区邻里的互助价值──这一点是盲目追求高度经济增长的都市化进程中，最容易忽略的；而当逆境降临，大家又会一窝蜂把责任堆到政府头上。我们都忘了大家都是催化超老龄社会来临的一分子(在香港尤其明显，生育率的急降已亮起红灯)，似乎再没有袖手旁观的余暇了。

晨报周刊：在《郊外神话的梦醒时分》一文中你研究了日本青少年的“援助交际”，而国内的学生群体也不乏以此方式赚外快者，更有甚者“不想工作，只想找个有钱人养着”，这是富裕社会必然面临的问题吗？
汤祯兆：我觉得要问的是──为何她们认为不想工作，只想有人养是理想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可以先问，她们的想法和过去数千年来不少女性，认为理想下场是嫁得一好归宿，究竟有没有本质上的差异(除了有没有名份之外)？同时更加要问：我们身处的社会肯定的是什么价值？要占领道德高地指三道四不过属口舌之劳，人人都得以为之，但扪心自问──你对眼前一切拜金为上的社会，真的没有责任吗？

晨报周刊：在书中你专门论述了日本青年的暴力问题，比如“会津若松的母亲杀害事件”，其实在国内，这样的少年犯罪也日渐引起关注，如果你在GOOGLE搜索“***”这个词条，竟能搜索到3名14岁中学生***自己同学并用手机录影的新闻，你怎样理解这样的事件？
汤祯兆：这正是我所提及的文明代价，即使连治安一向安宁，而且又被公认为教育质素高，而且又属于理想的均富型社会芬兰，最近不也接二连三发生校园枪击的暴力事件吗？当代社会的舞台提供了不少机会给我们，有人迷头迷脑挣扎向上，有人一心利用手机一夜成名。最近香港也发生数字年青人在吉野家牛肉饭店中，集体强奸了一名女同事的案件，后来亦不过因为强奸片段上载到互联网上，警方在接获投拆下才执法逮捕涉案者，那就是我们身处的环境──你可以说十分荒谬，但对比起最近的毒奶粉事件而言，相信后者才是怪力乱神的当代异象录吧。

晨报周刊：你如何看待毒奶粉事件呢？换作日本，政府、民众及媒体又当如何反应？
汤祯兆：一句话就可以道尽──毒奶粉事件令大陆费上十多年于海内外所建立的正面形象，于一天就清洗而空，我认为较美国的次贷风暴严重何止千百倍。日本当然早已守不住食品安全国的美名，但事后的惩处、严打及问责制度，仍是保持国际上认可的水平的。从文化上的习性而言，他们在涉及公众利益的丑闻爆发后，往往会有涉案者自杀来承担一切责难以挽救企业形象，先撇除是非上的对错不谈，与目前内地的情况──表面上把官员免职，不久后又可以易地东山再起，大抵还是有一大段距离吧。

晨报周刊：最近，为了能“文明城市”的评选，长沙政府下了很大功夫整顿交通、卫生、社会服务等方方面面，甚至连街边小店的招牌都整齐划一了，就你在日本的生活经验来看，文明城市的标准是什么？
汤祯兆：文明城市当然要讲求外观，但更重要的是人心的趋向；我尝试简化为一项特质──由衷尊重他人的自由，不以个人的价值标准去衡量自身以外的一切大小事务，这就是我肯定的文明素养第一步，其它的目前大抵还可免谈。

 

这个被高科技占领的时代，在德国哲学家本雅明眼里，是机械复制时代，是灵光消逝的时代。所谓灵光，形象地描述就是“时空的奇异纠缠：遥远之物的独一显现，虽远，仍如近在眼前；静歇在夏日正午，沿着地平线那方山的弧线，或顺着投影在观者身上的一节树枝，直到‘此时此刻’成为显像的一部分——这就是在呼吸那远山、那树枝的灵光”。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所谓灵光就是拥有一台宝丽来即影成像相机，由它拍出来的照片，细腻、怀旧、独一无二，一分钟之前的景象宛如多年前，正好记录生活。

如今，这种可贵的灵光也要淹没在技术的浪潮之中。上个月底，宝丽来正式宣布停止生产波拉底片，并将在今年年底前停止该产品的供应。未来，该公司将计划完全转向数字产品，生产出能即时打印的数码照相产品。技术最终打败了灵光。

 

60秒，60年

这样的结局很多人都料到了。1983年，“发明大王”爱德华·兰德从公司董事长职位上辞职。46年来头一次，公司创始人、8.3%股份的持有者缺席了年度董事会。此后，失去了兰德的宝丽来公司由盛而衰：在利益上患得患失，热衷于资本游戏，丧失了对创新的激情。巨额的销售成本、反收购中失误的员工持股计划、对于数码技术的冷漠以及柯达等对手的崛起导致宝丽来公司在2001年申请破产保护。而2006年3月，公司宣布SX-70专用胶卷“Time-Zero”停产，越来越多的宝丽来相机从商品晋升为私人收藏品，独自品尝着被束之高阁的滋味。直到上个月底，宝丽来公司亲自为这种60秒就可以洗印出照片的相机画上了句号。这个句号让整个世界都措手不及。 1972年6月26日，手持SX-70的爱德华·兰德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封面上写着：那些伟大的新型相机来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SX-70，这是第一部单镜反光即影即有相机。对于这部带着古典气质、人情味很重的机器，美国《生活》杂志以“Magic Camera”来形容它，可谁也没想到这是爱德华·兰德最后的魔术。1976年，柯达公司开始介入一次成像相机的生产，宝丽来开始了与其长达10年的官司之争，虽然最终胜诉，却又先后遭遇恶意吞并和数码风潮来袭，终于没再能继续宝丽来的辉煌。1981年，该款相机停产。 有人说，继承爱德华·兰德即影成像技术遗产的最好方式就是翻过摄影史上的这一章。他的意思是听天由命顺应数码时代的潮流吗？也许吧。不过，如果爱德华·兰德还在，这个毕生投入创造发明事业的科技天才，这个共获得537个专利直追托马斯·爱迪生的发明狂人，可能会有别的想法。毕竟，对他来说，宝丽来相机是他送给女儿的珍贵礼物，作为一个父亲，他完美地实现了女儿的梦想。1943年，爱德华·兰德全家在大峡谷度假的时候，他为家人拍摄了一辑相片。他告诉当时只有3岁的女儿，大约要一星期后才可看到。没有耐心的小家伙急不可待地问到：“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可以看到照片？为什么不能马上看到呀？”35岁的兰德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来深思女儿的“无理”要求。相机、底片、包括一些物理化学的基本问题共同撞击着他的大脑，一个小时后，兰德有了答案——把曝光好的负片和一个在白色片基上涂了层感光膜的正片粘合在一起，数秒钟后，正片冲洗完毕，与负片分离。1947年，他发明了在60秒内显影的成像技术。次年，世上第一部即影即显相机Model 95诞生。如今，正好60年。

 打开艺术之门

本雅明把摄影定义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但宝丽来因为没有底片，反而捍卫了艺术品的独一无二性，它的影像“吝啬”，恰好是对现在漫天盖地的复制泛滥的“图像时代”的讽刺。在宝丽来拥趸们看来，这个像极了机器猫的时光机的家伙，仿佛真的能定格时间。 宝丽来相纸自带的白相框，还有大画幅宝丽来的黑边以及新鲜、饱和、浓郁的颜色，都激发了摄影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尤其是宝丽来SX-70相纸具有可刮性，作者可以直接在画面上刮划、扭曲，就像原始的PHOTOSHOP，原始的魔术比高科技的魔术更有魅力，更让人琢磨不透。 陷入丧妻之痛不能自拔的摄影家柯特兹就选择了宝丽来相机寄托他的白日梦幻。宝丽来相机魔幻般的瞬间影像，正好被摄影家用来验证他的视觉目光的创造力空间。在不停地创造过程中，他“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痛苦，忘记了悲哀”。后来柯特兹得到了宝丽来公司的永久支持，提供照相机和胶片——这也是宝丽来公司支助著名摄影家的计划之一。 而对大卫·霍克尼来说，宝丽来相机则为他打开了另一扇艺术之门——拼帖摄影。在六十年代末，他用一台宝丽来相机拍摄了客厅和阳台的照片，然后将它们粘接起来，于是第一幅霍克尼式拼贴的照片不经意间被创造了出来，他自己也被那难以言说的风格震惊。从此，他疯狂热爱着自己发明的这种艺术，废寝忘食。 1980年，宝丽来推出8×10英寸的大画幅相机，迅速成就了宝丽来王子、世界五大时尚摄影师之一的保罗·罗维西的摄影风格。这位善于抓住人物灵魂的摄影师在接受美国摄影界新闻杂志(PDN)的采访时说，“有时候我也会用莱卡相机拍摄，但是8×10英寸的宝丽来是我的最爱，当我使用它的时候，感觉就像在家里那么自由”。 而宝丽来SX-70的代言人、当代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则用宝丽来拍摄了大量的文化人物特写，像单据一样真实地记录了他的日常生活，这也正是大多数美国家庭用宝丽来干的事儿。 也许，从1949年兰德劝说美国著名摄影师安塞尔•亚当斯试用其新款相机时，宝丽来就注定要超越机械的禁锢，成为一种有呼吸有温度的美学和文化。在宝丽来的黄金时代，宝丽来相机几乎成了全美半数家庭的日常用品，每天都有无数人等待着影像出现的那一瞬间，就像在等待新的生命。 

拯救宝丽来

在宝丽来公司宣布将会停产其相机和相纸业务之后，世界各地的宝丽来拥趸就联合掀起了拯救宝丽来的运动。不是拯救宝丽来公司，而是拯救宝丽来相机。一打开“拯救宝丽来网站”(http://www.savepolaroid.com)，你会看到这样一个 “拯救宝丽来，拯救世界”(Save Polaroid，Save the World)的标题。如何拯救宝丽来？这个网站提供了你可以做的五件事。天知道这些法子有没有用，但在这个灵光消逝的年代，总得做点什么吧！在“拯救宝丽来”网站，你会看到很多发黄的照片，颜色温暖而柔和，照片的主人们一个一个讲述自己与宝丽来相机的故事，他们说“不要让魔法从身边溜走”。

不过，就像约翰·列侬所说，当你在忙别的事情时，有些事情发生了，那就是生活。所以，我们尽可以不喜欢，不欢迎，但灵光消逝的年代就是迎面而来，能将时间定格的宝丽来也无法逃避。

 

 

德国设计师Susanna Hertrich设计的时间碎纸机，所有听说它见过它的人都会用一个词来形容它——残忍。
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它都一刻不停地把“现在”撕成“过去”的碎片，只有“未来”是完好的，极为短暂地完好。心情不爽的时候不要指望停掉它，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开关，“时间”是没有开关的，它只是毫无感情地变成碎片。
如果不是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不相信它竟是如此残忍。就是这样的，我们总是错以为我们有时间享有人生，偶然性事件永远排除在日程之外。可是即使不相信“人生无常”，“时间”也以其一成不变的冷漠态度让人难以释怀。
记得摩根·弗里曼和杰克·尼科尔森主演的那部《遗愿清单》吗？只有好莱坞才能安排出这样完美迷人的死亡之旅，临死之前将遗愿一一列出并实现，实在太乌托邦。既然事实已如此残忍，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一生之中值得做的事情就那么几件，为什么不趁早把它完成？埋首案牍之间，奔波在僵硬的柏油路面，或者纠缠于已然冰冷的情感际遇，有意思么？
时间碎纸机说，再美好的事情也会过去，再悲伤的事情也会过去，一直不舍得，最终你将难以收拾那一地碎纸！
真应该学学本刊的专栏作家赵旭如，有种放下长沙的所得，跑到西藏的某座岛上，养狗，看云，写字，毕竟那才是他想过的一生。早一点做决定，你的遗愿清单才不至于那么长，长得叫人绝望。

2000年10月８日，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因贪污受贿2千余万元，被当地检察机关批捕。在侦查中，发现了徐与146名二奶的“日记”等证据，其中写给儿子的一封信，畅述做官心得，总结为官原则，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实为官场“金科玉律”，符合“付诸史馆”的标准；该信观点鲜明，论述坦率朴实，语言精炼，警句频出，振聋发愦，境界高超，足可编入教科书当范文，聊以纠正当今假话空话套话充斥的文风。当然,该信有感而发，属即兴之作，逻辑上欠推敲，然白玉微瑕，瑕不掩瑜也！

下为该信全文:

“孩子：
你的来信我已收到，对你在大学里的表现，我很欣慰，你要再接再厉。
既然你选择了一定要走仕途这条路，你就一定要把我下面的劝告铭记在心：

1、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

把探索真理这这类事情让知识分子去做吧，这是他们的事情。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信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

2、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

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记住，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说什么要根据需要。

3、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

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毕业就去应招公务员走向仕途，那是他从读书的那天起就没想研究学问，肯定不学无术。记住，真博士是永远做不了官的。

4、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5、必须把会做人放在首位，然后才是会做事。

这里的做人做事你可别理解为德才兼备的意思。这里说的做人，就是处关系。做事是实际工作，这点会不会都无所谓。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记住，现在说谁工作能力强，一点都不是说他做事能力强，而是指做人能力强。呵呵，你看那些把能力理解为做事的人，有好日子过才怪。

6、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

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

7、要相信拍马是一种高级艺术。

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只要豁出脸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和好价钱的是极少数，大部分还是做了低层的三陪小姐。这和拍马是一样的道理。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唯一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

8、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以上这些都是做官的原则。现在要仔细想想，如果你真能逐条做到，你就能一帆风顺，如果感觉力不从心，就马上另外选择职业吧。”

昨天在贺娘娘家打牌，通宵，然后没有跟着别人一起鸟兽散，我早做好睡在他家里的打算了。
洗澡，上床，照旧聊天，天亮了，该睡了。
下午两点多才起来，做了很精彩的梦。贺娘娘家的床真是舒服啊，欧产的，据说是一条条纯棉的布摞起来搞成的，3000块。
扯到钱了，忽然想起自己有点惨。
数一数，身上应该还有69.5元。约了小曾这个曾经的青春80后写手、现在的宅男去买一个PSP的，女朋友要回来了，总得有点表示是不？有一次去外地某人造沙漠看崔健的演出，路上同车的一个家伙玩PSP，女朋友表示过喜欢这玩意。我记得这个事情，于是就想给她一个惊喜。
她刚走那会儿，我们刚刚大吵一架，然后分手。主要是我去了一次夜总会，跟一些年轻女孩逢场作戏来着，知道她接受不了这个，就骗她说吃宵夜去了。她当然听出来我在骗他呢，她当然从一个女友那里听说了这事。然后就说分手吧，我说好。她这样的女孩，跟着我，总会受到伤害，虽然这种东西放到别的人身上可能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分手的时候，我想我再也不会找到比她更爱我的人了。
可“爱”这玩意，我不想搞了，虽然还年轻呢，就早早地老了。老得还挺利索。分手的时候，我想我不会再爱一个人了，就这样过下去吧。
她去了杭州，发短信来说，她很爱我，要和好，要结婚。她当然是爱我的，太爱了，我不值得也不喜欢这个的爱，我太累，累得跟狗似的，工作上要讨好读者和领导，回到家要讨好她，原来讨好这件事也累人啊。
再说，我是一个很无所谓的人。她来了，我确实得到了一些什么，也失去了一些什么，所以，她走了，我欢迎。
一切都没什么好高兴的，也没什么好悲伤的。
分手后她折磨过自己，买了一打啤酒灌自己，灌了六瓶就倒了。烂醉如泥。合租的朋友打了电话把我紧急招回，又请了卫生室的人来给她输葡萄糖。她哭啊，说话啊，神志不清。我就跟着她说话，装成另外一个人的样子跟她聊聊我。她就在梦里跟我聊着，她爱我，不想伤害我，她以为我对她没感觉了，不想要她了。我问她如果他还要爱你，你接受吗？她说不，他不爱我了，我也要有骨气。我才知道，分手那几天，她快把自己折磨疯了，整夜失眠，在刚刚结识的新同事和新领导面前放声大哭。估计这事在他们公务员系统挺震撼的。
谁知去杭州没几天，她就要跟我结婚。她喝醉的那天，我才知道的，她从小就告诉自己在25岁前结婚，不然她怕没人要了。而今年，她25岁。我没说别的，我说好。结婚嘛，在我眼里就是个形式，有没有都无所谓了。其实我知道我干了很不人道的事情，所有的人都告诉我，只要有一点点不乐意，都不要轻易结婚。而我呢，说不清乐意不乐意的，反正在这个世界非得要找个人结婚的话，她倒再合适不过了。温柔、持家、公务员工作稳定、对一些事情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也就是说可以进行智力上的交流。可是，我不会再那么爱了，对谁都一样。
我答应她结婚的时候，她也答应我不管我了，随我，她也不打算跟我住在一起了，只有周末两天回来而已。我说好。我能说什么呢？这当然好。之后就是短信交流了。她刚去杭州的时候，我担心她出事，就发短信给她问候几句，还承诺说每天都发。我这一点做错了吗？也许，可我就是这样，干什么都不干脆，总是拖泥带水藕断丝连的。没办法。
过两天女朋友就回来了，我总得做点什么。并不是说我多高兴，也不是说我多不高兴。但我总得做点什么，做点她期望我做的事情，我不想让她失望，我一直不想让很多人失望。
这个月我发了工资4000多，本来应该更多的，但在办公室吸烟扣了两百，还有住房公积金啊各类保险啊扣了不少。我一下子就把所有的钱取出来，银行帐户里大概还有二三十块吧。这些钱，1050交了房贷，1000给她寄了过去供花销，2400交了三个月的房租，然后我还有吃饭啊买杂志啊什么的，于是到今天，我的口袋里就只剩下69.5元了。对了，找设计师搞房子的事情，交了1000块设计费，幸好那里可以刷信用卡。于是，我就穷了。
我打算好了，去银行从信用卡提现金，去买PSP。不是说我非买PSP不可，而是我这人真的很倔，我想好的一件事情，一定要按照我预想的发展，不然我浑身都没劲。所以，PSP一定要买。
今天高温38度，秋老虎真的太厉害。在公交车站等小曾的时候，我想起摄影师东哥说这期南方人物周刊作了张艺谋的专访，很不错。就在附近的报刊亭随便看看，原来南方人物周刊做了中国艺术家权力榜，噱头而已，但采访了不少艺术家，有黄永玉、艾未未、朗朗、蔡国强、栗宪庭、张晓刚、岳敏君等人。单有张艺谋我不会买，但有了这些人的专访，我觉得就值得买了。8元，倒不贵。
小曾来了，我说我得先到招商银行取钱。谁知在那里的柜员机怎么也说密码不正确，后来打电话过去问，才知道我还没开通取现业务，妈的，我还真没用过这个。又反反复复按照电话那头的指点，把取现的业务开通，定下密码。然后我取了1500块，万分之五的利息还有手续费。我也懒得问手续费多少，不过我倒是问过小曾几次这钱够不够，我只有这么多，我不想取更多了。
天真的很热，没有空调的公交车上人寥寥，座位都晒得滚烫，所有一些人宁愿站着。后来小曾说坐空调车吧，我说好。车票两块，各付各的。到了地头一问，PSP2000黑色的最便宜，1380。外加一切诸如套子啊贴膜啊耳机啊什么的，一整套1550元，没得讲价。买咯。又装入了若干女孩子喜欢玩的游戏，我说一定要装太鼓达人，我记得女朋友喜欢这个来的。小曾说我真是好男人，我知道我一点都不是，懒得说。
回来，空调车，又是两元。再加上去招商银行的路上坐非空调车，两个人两元。这样，我身上数数，只有5.5元了。我要吃晚饭。中午在贺娘娘家吃的面包。
我想起覃涛来。今天刚刚搬到我租的地方，两室一厅，我租一间房给她，她刚毕业，现在还没拿到工资，我算她便宜点，月租300。下午她给我短信说她搬到了。今天她要给我300块，虽然房东对房租的要求是一季一交，但我已经全部交清了，剩下的当然随我。我想她给我钱，我就可以吃饭了。但我不是这么跟她说的。
我跟她说，必须要去买电了，以前买的电已经用过，现在用的是额外附送的几度电，随时都会停电的。我又想起来，我之前还有100块钱的时候，试图去买电的，但是物业的人告诉我，买电之前必须先交齐60多块的水费和200多块的物业管理费。我当然没那么多钱，于是又把那100块装入口袋。回家。无聊又去办公室。看到贺娘娘和PECIL在，就说晚上到贺家去玩吧，我知道他妈妈刚来过，我惦记他家自己搞出来的熏鱼。哈哈。又拉上格尔木和马随，足够打牌了。
去贺家的路上我把买电的这个故事跟贺和PENCIL讲了两遍，在贺家又跟马随和格尔木讲了两遍。对付尴尬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笑了。于是我们大家都笑了。你怎么混得这么惨啊，老孙。就又这么惨。我还从PENCIL那里借了1000块的公共腐败款呢，这个月可还不上了。
打牌的时候，女朋友发短信过来，说又睡不着了。她最近确实睡不着，就要回来了。我猜她还没准备好。她还没搞懂我的心思。一会儿她怕我不结婚了，反悔了；一会儿她又说她不信任我了，她觉得任何人都不能信任了。还有最近晚上做梦，她梦见她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她就有点迷糊了，她觉得她是不是潜意识里就很放纵呢？她觉得她分成两个了，其中有一个她无法接受。以前，她是个很单纯和乐观的女孩，我纳闷她每天为什么那么高兴？现在，她和我一样了，疑神疑鬼，战战兢兢，被一些没来由的念头折磨着。我跟她说我在打牌，和谁谁谁。过了好久她回复说我是不是打牌很爽啊以至于都不想理会一个被失眠折磨的人了。我说没有啊，其实是我也不想回复短信了，主要是麻烦。后来打牌打得热闹，她再发短信过来我就没听见了。听见了我当然会回的啦，但我没有听见。再说，一时半会不回短信也很正常吧，谁也有脱不开身的时候是不是？
今天下午起床的时候就看到了她的短信。她凌晨三四点发过来了。她觉得我不可信任，也没有值得信任了。我忘记了我回了没有，可能没有回吧，对了，我想起来了，手机快没电了，所以睡觉的时候我把手机关了。醒过来看到这条短信，我就有些郁闷，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谁对谁会完全的信任呢？我已经再三说了，我会跟你结婚，你一回来就办这事，我也再三说了，在这个世界上，你只要需要我，我就过去，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要我说我爱你，我就说。你只要明白，我绝对不会把你往火坑里推就好了。你还要信任我什么呢？你要我把我的鸡巴放进你的保险柜里吗？还是说你要我变回还没怎么踏入社会时的老实男孩呢？我实在不想再这类问题上纠缠，本来就是无理取闹。对于无理取闹，我是不会回应的。
当我在秋老虎肆虐的路上为钱绞尽脑汁为晚饭发愁的时候，她打电话过来，我烦得很，没料到是她的电话，又没接。后来一看是她，赶紧接了，谁知她又挂了。她在提醒我给她短信呢，抱歉，我不想回应这种问题。她又打，我又接，我说，喂，你怎么了？有很紧要的事情发生了吗？她说，没有。啪地挂掉电话。ok啦，无所谓啦，我按照既定的计划去买PSP啦，既然你已经决定要把自己绑到我的身上，抱歉啦，我就按照我的方式去爱你啦，或者说不爱你啦，或者说爱不爱都无所谓啦。你问我的心是什么长得，人心都是肉长的啦，我干嘛还要回答你，这么大的人了，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到底ＰＳＰ还是买了。我兜里揣着5.5元钱上了7路公交车。在车上，我的思维又飘起来。她最终回来了，我请了几个朋友吃饭，在饭局上我宣布说我们要结婚了，我要送给她一个PSP，希望她能自由自在地玩乐人生。但她非常冷淡地拒绝了这个礼物，她想要的不是这个，而是我的百分百的爱，哎，我会怎么办呢？我当时就胸闷起来，我说你不要这个是吧，那这东西还是我的是吧，我怎么处理你该不会反对吧，然后就把PSP摔在当场，然后对赶过来的服务员说，对不起。这之后，我是应该很豪迈地当场走人然后边走边说我这两天去医院做婚前检查什么时候去登记你随时找我呢还是很平静地坐下来招呼朋友说，吃饭吧。哪一种更好呢？我一直搞不清。
回到家的时候下午六点多了，看到覃涛我才想起来，她给我300块，其中270块必然要交出去了，只有30块买电了，如果我用10块钱买电物业的人会不会认为我是个疯子呢？如果我还有20块钱，应该还能坚持到她回来吧，她一回来就能拿到相当数额的工资，然后给我500，她说的，她知道我的状况。当然她也不让我给她买礼物的。如果有500块我应该能坚持到下个月中旬吧？不管怎么样，我越想越困，就躺在床上睡了。一直睡到现在。
在梦里，我想起我应该给妈妈打电话的，告诉她我要装修房子，她为我准备的15000块钱可以打到我的帐户了。这样，我妈妈所有的积蓄都被我掏空了，她现在当然不用为吃饭发愁，她每天下午帮别人去卖馒头还能赚个一二十块钱，之所以干点这个是因为她闲不住啊。但我是很不愿意这样做的啊。我总想让妈妈能有点生活上的保证的。但是我工作这几年，怎么就欠下了三四年都还不上的外债呢？装修房子又要借了，而我这个时候竟然还不愿意随便弄弄，还要搞得同事啊朋友啊能去我家里开派对的样子才好，不然我心里又不舒服了。我怎么这样呢？好失败吧，真失败啊！
一觉醒来，手里还是那么5.5元钱，能在小区的粉店里吃一碗粉，还能剩1.5元钱。给我端粉过来的时候，那位大妈照样把手指伸到了碗里。找不到钱买烟了。
明天呢？再从信用卡里取钱吧，明天的明天，她就回来了；明天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同事结婚，总得填进去两三百吧？就这样吧，总会过去的。事情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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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椅子让我想起伊塔洛·卡尔维诺。于是，关于这把椅子的故事，我愿意这样写：
走进这座城市之前，你得了解这把椅子。它既是一把椅子，又是一幅壁画。或者说这把椅子是一幅折叠起来的壁画，或者说这幅壁画是一把熨平的椅子。面对这种双重身份，你简直找不到一个现有的词语来定义它，很快就会陷入到一种语言的困境和茫然。这就是你在儿戏之城的所有遭遇。
这里的物什仿佛一个空盒子，人们随心所欲地向里面填充着他们想要的某些功能、属性和想象。当一切都变得复杂和多重，你就会遭遇词不达意的难题。人们驾驭着四个轮子的交通工具，可以命名为“车”，也可以叫作“自由”，但你把它命名为“移动的牢笼”也无不可；有一条街聚集着波希米亚人，生活是堕落的，却命名为“文明”；人们的居所，百十平米的空间，竟然也可以叫作“宽敞”；一部通话工具，同时又是游戏机、阅读器、计算器、钟表、音乐播放器、照相机等等。这些多重的物什不断地衍生、变化、生产，远远超出语言所能达到的界线，最终变得无法命名。所以这是一座未完成的儿戏之城。
最终你想从这座城市带走的只有这把椅子。因为它既是多重的实实在在的物什，又是有趣的、惊喜的、艺术的。这才是真正的儿戏之作，打破常规，却又在常识之内；兼容了实用和美观，却又没有复杂到不可收拾。

 

 

你得勇于无聊，我说。
为什么？
因为不可能一直否认爱情的无聊。
这我承受不了，苏珊娜说。
什么阻碍了你呢？
反正我这半辈子都在与我根本不存在这个念头作斗争。
无聊的女人最懂得这点，她们的爱情恒久深刻，我说。
苏珊娜把两个橘子和一个苹果放在烛台旁。
你想吃橘子吗？我问。
不，当我躺在床上时，只想看清楚水果，不然过了一会儿，躺在停尸间的感觉就会向我袭来。
你想太多了，我说。
当然，苏珊娜说，难道你不是？
我们笑着，互吻。然后她光裸着腿坐到床边，问道：你能不能十分挑剔地看我一次？
我坐到房间内唯一的一张椅子上，打量着苏珊娜。我有点怕，像苏珊娜这样的女人一定很懂得做爱，就跟很懂得食物、餐馆、衣服和周末一样。
怎么样？苏珊娜问。
什么怎么样？
你注意到什么了吗？
我不知道你想要我注意什么？
那就仔细看着我。
现在，在夜里十一点过后不久，我尽可能仔细地察看着苏珊娜。
你没看到吗，苏珊娜说，我的膝盖下方又长了几个膝盖。
我默不作声，打量着苏珊娜的膝盖。
起先只是不起眼的块状突起，苏珊娜说，我原以为过一阵子又会消失，但是并没有！它们越来越大，越来越圆，现在看起来，像是我每条腿有两个膝盖的样子。我的腿就像老太婆的腿！
苏珊娜压挤着自己的腿，仿佛那里生了病。
我脱掉衬衫和裤子，说道，人老了，只有两种真正的变化：男人是耳朵变长，女人是鼻子。

苏珊娜笑了起来，忘了自己的双重膝盖，至少在这一刻。她把我拉到床上，充满激情地吻我，仿佛时间在催促。我感到吃惊，同时说服自己，无须惊讶，现在发生的事，只是你自己策划出来的：你为了一个女人，把自己变得重要。苏珊娜一边吻我，一边把我转过身来躺下。她等不及我勃起，便坐到我半勃起的阳具上，接着趴在我的上半身。或许她对自己不再坚挺的乳房感到不好意思。

我们的开头不对，必须重来一次。我插入她体内，但因为还不够硬，立刻又滑了出来。这时我看到自己忘了脱袜子。我立刻觉得苏珊娜不会容忍这一点。此刻我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褪掉袜子，任其消失。这个意外并未影响到我。正好相反，意外反而会造成无辜，让我不知不觉想起自己不太熟悉，也从未熟悉过的生活。

我迅速掉入自己的基本感受中。我老是得过且过，心不在焉的样子。苏珊娜软玉温香的身体，让我感到安心。这种心不在焉的生活感受，抑制不住地蔓延，转化成了一种略显屈辱的失败。我也熟悉这种感受。我习惯继续失败下去。有一会儿，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又要如何逃脱，但我继续做着，直到我突然觉得自己处在第二个新的开端中。

现在，苏珊娜和我不再交谈。我把苏珊娜从我身上扶下来，靠在我身旁，这样我便能把脚藏进被子的一角。苏珊娜的下体散发出一股轻微的酸味。她也许受不了，但这却让我兴奋。突然间，床上弥漫着我母亲厨房中面包柜的味道。苏珊娜看着我，我为了驱散她的不安，对她说：放轻松些，你闻起来跟一个芬芳的老面包房一样。苏珊娜或许不会认同这个。我们不该拿一般的想法来影响我们所渴望的崇高情欲。

我转过身，分开苏珊娜的腿，然后跪在床边。苏珊娜发现了我的意图，将下体迎了上来，尽量把腿分开。我趴到她身上，吻着她微酸的性器。这样才能显示，我根本不反对象征爱情的面包味，甚至乐于接受。苏珊娜轻轻呻吟着，两只手抓住我的头。我噘起嘴，把阴唇吸吮到自己的嘴里，再让它沿着下排的牙齿滑出来。

就在这一瞬间，我想到了希莫斯巴赫。我看到他和玛格特穿过城中。看来，我和苏珊娜的前戏再次受到干扰。我瞧不起希莫斯巴赫和他那种小学生式的亲昵举动。我让苏珊娜的阴唇滑出我的嘴，心想着：你看，希莫斯巴赫，这么做才对。我吻着苏珊娜的下体，比预想的时间要久。

这个超时的举动，目的是把希莫斯巴赫从我的意识中驱逐出去。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成功，我的脖子和头因而大汗淋漓。要是再这样下去，苏珊娜和我就得再来一次前戏。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不会再想着希莫斯巴赫。这样一来，我深埋在苏珊娜下体的举动，慢慢显得虚弱、空洞。

我这时想到，我不断地对生活微微屈服，并借此迫使生活向我屈服。在苏珊娜的双腿间，出现了一个障碍——要是我经常向生活屈服的话，也许有一天我就能认同生活了。到了最后，应该再也无法区分出是我向生活屈服，还是生活被迫向我屈服了。然后，我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心终于赢得胜利。

我这个屈服的想法显然成功了。希莫斯巴赫从我的脑海消失，我不再想起他。说不定苏珊娜兴奋时的面包味道，让我的阳具再度坚挺。我起身，把苏珊娜的身体稍微推到床中央。她这回保持不动，我才能顺利进入她体内。岌岌可危之后的欢呼最为强烈。我的戳插像完美的屈服，现在来到爱情的面前。苏珊娜叫得像小动物，好像再也不想好好说话。两分钟后，她说要我留神些。

我该怎么做，我问，要我抽身吗？
尽量待在里面，然后在我的腹部上射精。
这个要求让我遐想不已，让我不能久久交媾下去。苏珊娜把脸侧倒一旁，伸出手臂。还好，我不是那种会无预警射精的男人。我的身体可以控制射精的时刻，延迟射精。等到想要射精时，我便抽离苏珊娜，然后赶紧趴在她身上，让精液射在她腹部。苏珊娜叹息、抽噎，把我推下她的身体。过一会儿，她开始动手把精液涂抹在腹部上。我看了一会儿，想问些问题，但接着想到，最好别问安静下来的女人她刚刚的举动。——《一把雨伞给这天用》

 

虽然我们不说，但我们知道城市的空气有毒。垃圾的腐臭、要命的汽车尾气、还有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涌出来的欲望、不满、愤怒和怨恨。有一句话已经被说滥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请问江湖是什么？无非是名利之争而已，那么行侠仗义呢？抱歉，被生活的酸水泡软了的小人物们不相信这玩意。于是，我们抬起头仰望，看不到耀眼的星空，而是波德莱尔所说的“充满了愤怒和怨恨的纷乱的天空”。
佛家有言，人生有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离别苦、求不得苦、怨恨苦、五阴过盛苦。贪恋、私欲即为怨恨苦之源头。有人说，怨恨是毒药，伤人伤己。但你翻翻报纸，看看网络上铺天盖地的信息，那些人间百相的背后，哪里没有贪恋，哪里没有私欲，哪里没有怨恨苦？

就拿网络小说之盛行来说吧，那么多的拥趸还不是但求一个爽字？正常的、饱含技术含量和人文情怀的文本已不能化解郁结在众网民心里的怨恨苦，所以主角以卑鄙无耻为能的《亵渎》终于称王，所以崇尚以杀止杀的《黑山老妖》人气十足。什么是“爽”？看终日被打压的小人物有朝一日大功告成横行霸道才是“爽”；看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被无情蹂躏才是“爽”；看小流氓击败各路帅哥终于采花归才是“爽”；看卑鄙无耻的恶棍玩弄各路势力于股掌之中才是“爽”……网络小说的最大贡献在于用粗糙的文本打造了一个无限巨大的宣泄场。

网络世界是一个虚拟世界，网络小说则是虚拟之虚拟。无论是玄幻类、奇幻类、仙侠类、穿越类还是网游类，无不是开天辟地创造了另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的规则必然因为主角的出现而重新设定。《网游怨恨屋》可作为此阴暗类小说的经典范例，也可称为小人物的YY圣经。小树熊曾这样提醒读者：本书第一卷，是一个懦弱主角奋起BT的故事；本书第二卷，是一个BT主角继续BT的故事；本书第三卷，是一个继续BT的主角持续BT的故事；本书第四卷，永恒的BT主角永恒的BT故事；希望看我书的朋友，看第一卷时能稍稍忍耐一下，因为被压制之后的爆发最YY。你看，对于公众的心理，他抓得何其准确？

网游类小说是网络小说里的一个另类，因为在此类小说里，死亡已不是对一个人的最大威胁，毕竟是一个游戏，一次死亡的结果只不过是丧失一些积分而已，就算在游戏里死得透彻，所有数据全化为零，也可以再注册一个ID从头再来。所以，网游类小说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更为纯洁的层次：既然死亡已不可怕，人性之恶尽可以充分施展。随之而来的，就是无穷无尽的怨怨相报和打压。我杀你，你杀我，我杀不了你，就雇高手杀你，没钱雇高手，就依附更大的势力来杀你，杀你一次还不够，要杀的你再也玩不起这个游戏才罢休。

在小树熊之前，还没有哪个人把网游小说的这种特质发挥得如此纯粹如此淋漓尽致的。网游怨恨屋，就是因为怨恨而生的一个组织，它打出的旗号是；你想为所欲为，感受淋漓尽致的爽快吗？你有被人PK至死，却无力反抗的经历吗？你的仇恨，我们来帮你报。你的愿望，我们来帮你达成。网游怨恨屋，接手一切网游事务。怨恨屋的成员，所追逐的惟有一个利字。为了这个利，他们不但不惜命，甚至可以理所当然地向自己人下刀子。

没错，怨恨屋里的所有成员都是性格鲜明的疯子。小树熊的成功之处，正是在于对小说中人物的怪异设定。扮猪吃老虎的杀手若尘、精于算计的单林、迷恋自焚的疯姿、总是撒谎的狗、追求完美的蛇、契约魔女雪瞳以及男主角疯狂的拷拉……虽然这些家伙从个人实力来看都是菜鸟，但是不按常理出牌的疯狂构想总是把那些自鸣得意的高手引入局中，狠狠蹂躏。那些不甘的目光啊，该死的，总是能让你舒服、舒畅、舒心。

就这样一本书，戾气却不重，甚至还很轻松很小资，小树熊真是好本事。虽然怨恨屋里的那些疯子大多是“哀莫大于心死”之人，这本书却不是给心死的人看的，因为心死之人已感觉不到整蛊的恶趣味了。

十三
　　本来的打算是7月29号出发来贵州，两到三个星期后，差不多是8月20号之前回南京，然后再过一个星期学校开学，回北京。可是支教工作完全结束以后，根本就不想离开这个地方，于是跟着乡里面到处走一走，打算呆到29号学校报到之前直接回北京。
　　
　　首先来的是扶贫办一行，下午到的，住在我对面的房间。刚到不久，乡长问：“我一会儿开车带他们去迷底河瀑布那里玩儿，你要不要去？”我说不了，我想呆在这里写字。到了晚上七点，玩耍归来的人被两辆卡车运回来，吃饭，两桌人。我们提前逃回来洗澡，因为根据经验，这样的酒局过后，回来的人都会弄得洗澡间一股臭味。等我洗澡出来，对面房间已经房门大开，他们已经在准备牌局。我凌晨三点睡觉，对面麻将声依旧。早上起床，大碗肉汤米粉过后，一行人打着饱嗝心满意足地离开。
　　
　　越扶越贫。
　　
　　然后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暑假社会实践队伍，一行9人，看见了大方育德中学的报道，先到大方县呆了两天，然后大方的领导介绍到这里，一行人又浩浩荡荡被送过来。队伍中那个03法经专业的大我一岁的广西籍男生给我印象很深：“我们刚来大方这个地方，真是害怕……现在的大学生，男生就知道成天坐在宿舍里打打游戏，唉，成天都没有追求。我们这次下乡，就是要做社会调查，我们要把调查的结果给那些大学生看，让他们知道，我们大学生也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我们也是可以走向社会的……我们要用两天的时间对当地的中学进行支教，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的好的学习方法，用这些学习方法来改变你们这里的中学生……我们要到你们这里的农村，对村里的农民进行教育，告诉他们科学的重要性，你看看，我们有9个人，宣传的力量多大，关键是要改变那些农民的意识，他们一点法制观念都没有，他们的思想太落后了……唉，现在的年轻人呀，我都不好说他们了……哇，你们乡政府竟然可以洗澡！哇，竟然还可以拨号上网！不是吧！哇，太不可思议了！”
　　
　　哇，同学，你不会是脑子有病吧！太不可思议了！
　　
　　社会调查，社会若能被你调查，还会是社会吗？你9个人出来，堂堂男生几次说你觉得害怕，你脑子怎么想的；看来，你电脑游戏打不过别人只好出来搞搞调查；看来，你总是想改变别人，谁又能被谁改变；看来，你的学习方法真是够好，导致你现在早已在月球的学校里读书；看来，看来，你不是现在的青年。
　　
　　剩下的男生更加不可思议。王阿姨提醒他们，你们若是只支教两天，那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学生现在都在放假，你得把他们都从家里面喊到学校里，答曰不要紧，我们只是教给他们一种全新的学习方法，两天足够。问，你们搞支教宣传调查什么的怎么就一个星期，答曰我们在这里花的都是当地的钱，9个人，开销挺大的，为了给当地省钱，我们打算尽量快快的做完调查就离开，主要是为了省钱。
　　
　　实际的情况是，在第一天晚上我们分两桌人一起吃饭，他们中央民大的3个男生和大水乡政府的书记乡长一桌，我和他们的女生一桌。饭前诸位男生先发名片，双手呈上，我们这里人手一份。接下来喝酒，大二大三的男生说话，句句奉承，声声不入耳。幸好我们这桌不用喝酒，和王阿姨尽早逃离。
　　
　　坐在宿舍楼下看星空，原本都是很安静的，可是那天坐在那里，喝酒的声音闹得直冲夜空，听得很清晰。凌晨1点多，一帮人影跌跌撞撞回来，厕所里立刻酒气弥漫。数数我们离开以后他们喝的酒瓶子，光啤酒就是50多瓶。他们这里卖3块一瓶，光喝的酒就是两百来块。想想那些没有钱上学的孩子，还有我看到的那些真正的“家徒四壁”的农户，再想想这帮人口口声声说的为了省钱，心里面不是不悲伤的。
　　
　　那三个男生的敬酒词也很有意思，他们说的时候，我都记住了，以后写悲剧时可以用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男A：响应党的号召，您要多喝一点。
　　男B：就是，孔老夫子教育我们，来而不往非礼也，所以，你看你也应该多喝呀。
　　男C：就是就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您喝得不够，再来。
　　
　　一杯下肚，再来：
　　
　　男B：大水乡的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校长又是领导的核心，更应该喝。
　　男A：诶诶诶，今天喝酒是不是打折啊，那我们也打五折。
　　校长一饮而尽。
　　书记再来：我代表大水乡一万三千人敬你们。来！
　　男C：来！好，吃菜吃菜先吃菜！
　　吃一口菜。
　　男B：以我们三个人的名义，感谢政府对我们的照顾。来！
　　又是一杯。
　　男A：总而言之一句话，感谢沈书记和郭乡长，我们会一如既往支持你们，我们也会制造一切机会，欢迎你们去北京玩！
　　
　　回去把他们的名片捡起来看一下，一个的头衔是“党委宣传部、学生部部长；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会长”，一个是“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副会长”。都是口口声声来扶植西部的。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有时候和王阿姨、小鱼她们讨论，这帮学法律、经济和新闻的人以后干什么。媒体记者？地方法院检察院？律师？政客？最后的结论是，他们这样的，多半会走仕途。
　　
　　若是他们成功在即，那么，我们都要警惕。
　　
　　每次吃饭，饭前3个中央民大的男人还要商量一下，敬不敬酒，怎么个敬法。8月19号，经过2天的“社会调查”，总算要离开。上午9点半开报告会，村里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到了，我们来听领队的那个大三男生的发言。站上主席台，先摆好一个姿势，开讲，第一点，首先感谢大水乡乡政府对我们的照顾，感谢大水乡所有父老乡亲对我们社会实践工作的支持，我们的工作离不开你们的帮助。第二点，目前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比例是7：3，而教育方面投入的比例是3：7，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要想办法改善。停顿，把两页纸哗啦啦翻一通，继续第三点，最后，我要再次感谢大水乡乡政府和大水乡的父老乡亲，我的发言结束了，谢谢大家。
　　
　　不名所以的一阵掌声。另一个男生在座位上站起，双手做压倒掌声状，掌声停，解释：“我们的队长呢，最大的特点就是说话言简意赅，啊，言简意赅，谢谢大家啊！”
　　
　　又是一阵莫名的掌声。
　　
　　第二名花脸登场。先站定，把双手举到胸前，一副架势，继续开讲。
　　
　　首先感谢大水乡乡政府对我们的热情招待。在这里我要具体感谢几个人，首先是英明的沈书记，我为什么要感谢他呢，我原本绝对没有想到，这个地方竟然可以洗澡，可以上网，还有路灯，这里还种了给牛吃的高蛋白的草，还有蔬菜实验基地，这些，都是沈书记来了以后的功劳，我实在佩服沈书记的能力和魅力，我们进他的办公室就看见他的桌上堆满了书，什么海尔呀张瑞敏呀，他的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我实在是佩服，我们现在很多大学生都没有这样的精神，真是，我要把这些告诉首都的大学生们，让他们也有这种学习的精神。其次，我要感谢风度翩翩的赵书记，他的风度翩翩是我们广大女同志应该学习的，哦，不对，应该是我们广大男同志应该学习，女同志应该关注的，太帅了。下面呢，我要感谢一下我们的郭乡长，哦，现在郭乡长不在，那我就可以多说他一点了，郭乡长呢，是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对我们总是很好，总之我很佩服他。
　　
　　我在这次社会实践结束以后，回到学校可以为大水做两件事情，第一是组一个法律讨论团，把那些有志于西部的人集合起来，解决一些法律纠纷，当然，我们希望大水这里没有什么法律纠纷。第二是尽全力让这里的孩子也能到北京看一下，让他们看一下北大、清华，也让他们看一下我们民族大学什么样，人大什么样。下面请我们学校社会实践团下一任团长XX发言。
　　
　　女花脸XX登台。我向大家承诺，我明年带队，一定会再来你们这里的，一定会再来的，父老乡亲们，你们放心吧。
　　
　　我发现，我前面那位抽烟斗的老师傅皱了一下眉。
　　
　　为领队解围的那个男生又站起来，双手继续做压倒掌声状，掌声停，又解释：“我们下一任带队团长已经答应大家，明年还会来的，一定会来的！”
　　
　　你真的还会来？你难道不知道，一年的变数又多么大？你若是遇见一个对你仕途有帮助的事情，你是会来还是会做那样的事情？你真的还要来？还要来吃吃喝喝，骚扰一方百姓？
　　
　　阿门！但愿上帝能够原谅你们。
　　
　　
　　十三
　　再下来是参与高潮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农村超生严重，城市里妇女做节育，而我是在这里，才知道“结扎”是怎么回事，而且男女都可以做，但是考虑到劳动力的因素，主要给女方做。我就赶上一次，司机连夜把一个医生从县城接来，给当地妇女做结扎手术，第二天手术做完再送医生回去。在高潮村听取村支书和计生主任对全村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觉得真是没劲，真实的东西越来越少。看看墙上贴的宣传资料，全村475户家庭1740口人，我问他们，其中大部分是不是彝族，干部们说是的吧，我说那这其中汉族有多少户，他们支吾说不出来，我说布依族又有多少户，再问彝族，他们商量了一下，说大概是60%以上。回过头来，问汉族有几户，他们商量了一下，说很少很少，再问苗族和布依族有多少，村支书清一下喉咙，站起身往窗外吐了口口水。我听见楼下有马的一声长嘶。
　　
　　会不会正好吐到仰天嘶叫的马的嘴里去？
　　
　　好奇。赶紧跑下楼，惊喜得不行，原来在众干部汇报计生工作的时候，高潮村一周一次的牲口市场已经开始，牛啊马啊羊啊好多的，都被主人牵着或者拴在树上，各种颜色各种体型的，互相盯着或者打点小架。那些等着买家的老农民，蹲在牲口旁边发着呆。已经找到买家的，一边讨价还价外，一边不由自主拍打着自家的牲口，我猜他们很舍不得，都养了那么多年了。再想想刚才在村办公室，昏昏欲睡的听汇报，沈书记指导他们工作，我就在看他们墙上贴的那些标语，有一些很有趣，什么“聚精会神搞建设”“扎实开展工作”“纯洁党员队伍”，用词都很有意思，再想想当干部的一被问问题的窘态，觉得真是好笑。
　　
　　原来，看牲口比看人要好玩很多。
　　
　　然后据说这里有一户苗族人家正在做刺绣，赶紧跑去看。也是一户山上的人家，门前一片玉米地，他们正在做的刺绣是苗族传统服饰上要用的，先做好再缝上去。老乡把她的嫁妆从箱底翻出来给我看，果然是，两层，外面的刺绣缝在土布外面，裙子整整一丈五长，上面的马甲不仅有刺绣，还有扎染，图案都是自己画上去的，裙兜和腰带也都做得很精细。我们交流得非常愉快，老乡就慷慨的问你要不要穿上试一试，我说好啊好啊当然要啊，于是家里面的两位妇女一起帮我穿，其中一个还用背苫背着一个刚满月的女婴。
　　
　　她们两一起，先把那条长度有一丈五的裙子给我套上，然后用一条布带简单扎在腰上，收拢裙子。接下来，两人一起，弯腰一点一点的折裙褶，裙褶很讲究，要左右对称，并且两边都得是八道。裙褶折好后，要重新系腰带，必须系得很紧，保证裙褶不会散。接下来穿上衣，上衣很短，穿上去高高的吊在胃那里，再用一块硬硬的很宽的腰带把上衣吊得高高的部分压下去，和裙子绑成一体。最后还要用那种绣得很细致的带子把上半身所有不合适的地方都装饰一遍。两位女主人一起帮我把衣服穿好后，请来全村唯一一个会梳与这身衣服配套的女儿嫁妆头的人请来，她把我的辫子全部拆开，和假发缠在一起，再用毛线一点一点的编，自始至终我都得歪着头，等编好后照一下镜子，简直就觉得神奇，一头长发已经看不出来，倒完全像在头顶戴了一顶好大的帽子。后来她们告诉我，苗族分很多支，住在他们这里的，因为梳出嫁的辫子时必须歪着头，所以他们这一支就叫“歪头苗”。
　　
　　穿衣服加梳头，一个小时，还是两位女主人一起帮我弄。据说，做这样的一套衣服要整整一年的时间，每个待嫁或者已经出嫁的女儿家都有一套，只在结婚的时候穿上一次，那样的辫子，也只有在结婚的时候才可以梳上一次。出嫁的时候，新郎穿长衫，拿着芦笙迎娶新娘。正说着，他们家一位男主人拿着他们结婚时的芦笙出来，吹了一曲给我听。
　　
　　特别开心，挽着我穿的这身苗族嫁妆的主人照相，我说谢谢你肯把你的衣服拿出来给我穿。这样的待遇，一个女子，一生也只能享受一次而已。
　　
　　
　　十四
　　在大水生活了三个星期，如果不算外来的闲杂人等的打扰，当地的绝大部分人和事都让人觉得舒服。
　　
　　住在乡政府，晚饭过后，并不直接回宿舍，坐在外面，四面都是山，和天一样的颜色。静静地点一支烟，只有烟头和星星一起闪耀，虫儿飞，蛐蛐叫，一个人，不用说话，常常就会想起信仰。
　　
　　周日的时候，和54岁的王阿姨一起，走5公里路去沙厂赶集。路上看见一片玉米地，中间只长一棵很饱满但是低着头的向日葵，突然就非常兴奋，停留下来，掏出所有的设备，请王阿姨站在路旁做模特，头对着花盘，也低着头，好像和向日葵互相对视，再让她坐在路边的石墩上，左手托着头。一下下地按快门，都是黑白，半卷胶卷刷刷拍完。都是让人兴奋的场景。
　　
　　其实后来我们再说起这件事，王阿姨总是嗲嗲的抱怨：“哎呀，你非要我什么慵懒的表情，我根本就不是那种可以慵懒得起来的人。你还要我看着向日葵，我头根本就扭不过去呀。还要什么闭着眼睛，我都吃亏死了！你看看你这个孩子，我都被你折磨死了，哎哟！”
　　
　　山中的雨说来就来，我还扛着相机，天一下子暗下来，然后是很大的雨点，赶紧撑伞，抱紧包，脚下的泥都被冲得往山下跑，一会儿的工夫，雨停，收伞，再往前走一段，已经是很好的晴天，阳光从两座山峰之间洒下来，再看原先湿漉漉的伞，已经都干了。
　　
　　走到半路，遇见我们班学生高光超，上课很活跃的，笑着和他打招呼，他特别不好意思，低着头，脸一下子就红了，倒是他的老父亲，很高兴，直说老师啊老师什么的。高光超抱着一个煮饭的甑，告诉我，他们早上八点出发的，现在返回。看看时间，已经下午三点，我和王阿姨一点半从大水出发，要走两个小时才能到，他们从大石出发，要走四小时，往返就是八小时。然而想买东西也只有等赶场，也只有走这么多路。我问过我的孩子，他们并不觉得远，相反，当听说周末不用种地而是去赶场时，还十分兴奋。
　　
　　在沙厂的集市，听见国内那个烂组合翻唱的《再见了，最爱的人》，循着声音找过去，果然看见一家音像店，找来收录了这首歌的VCD，就一个人坐在店里的电视对面，把《十年》《叶子》《遇见》等等好多歌的MV一支支看过去，75分钟，离开的时候什么也没有买，吐着舌头向老板说谢谢呀，他也不生气，很温和的笑一下，说慢走。
　　
　　平时是买不到东西的，菜、水果和木桶背苫等等，都只有盼着每周一次的赶场。周末的时候，大水就有赶场，玉米、烤烟、野梨、猪肉，都是自家产的东西，可以付现金也可以物物交换。最逗的一次，周五从大石小学下山来，赶场还很热闹，发现一个VCD摊子，就站在那里挑云贵民歌和贵州黔剧的碟，一个头发短短胡须长长的老人家走上来，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当地话，老板娘笑盈盈地拿了几张光盘给他。我看了一眼，真是毛片，没有遮拦的那种，只有一张透明封套，在碟的封面上就已经明白地把各种男生女生男人女人纠缠在一起的性感姿势摆给你看。老人家捋一下银灰胡须，笑着点点头，老板娘说3块一张，老人家嫌贵，老板娘说你把一套都买走，那就算你2块吧。老人家还是嫌贵，老板娘说那我就让不了价啦。老人家并不沮丧，始终笑眯眯地捋着胡子，眼睛一刻未离开那些碟的封面。我走到乡政府门口回头看，老人家还在那里，同样的姿势看得入神。
　　
　　还有那些赶场的山民，背篓里放一大块肥肉，或者一捆青菜，双手搭在肩上左右张望，都很可爱。看见一个站在路中间沾着口水点钱的老爷爷，神情超级专注，按下快门；还有那个卖背篓的老师傅，缠着头巾叼着烟斗，也拍了下来；在路边，会蹲着一排赶场休息的人，男人抽烟，女人聊天，土黄色的平静。
　　
　　那么住在大石的时候呢，每天清早，在小池塘边接山泉水刷牙洗脸，有学生家长经过，笑着说一串我根本就听不懂的话，但是不要紧，点头也微笑一下，然后他们一路笑着走远，然后又来下一位家长，牵着牛或马，再微笑，山上还有雾气，太阳没有升起，这种感觉真的是好。
　　
　　有时候还会有人问：“小慧幺，你什么学校的哦？”我说北京广播学院。
　　
　　“哦，就是北京广播电视学院啦。哦，我们这里的贵阳也有的，就是电大喽！我们这里的叫‘贵阳电大’。”山民说。
　　
　　当时就高兴起来：“对呀对呀！我就是电大的，北京电大。阿叔你说对啦！”
　　
　　那个山民就挠着后脑勺嘿嘿笑起来。我觉得这样真的是好，没有名利没有话语，简单而又干净。
　　
　　还有那些挖煤的工人，从煤窑里出来休息，坐在那里抽烟，脸上黑黑的看不清五官，问他们能不能拍张照片，听不懂，问周围同伴，同伴也听不懂，只好做一个拍照片的动作，他们明白了，笑着把安全帽摘下，整整头发搓搓手，然后把翘着的腿放下，坐得笔挺。我班上的孩子中，有不少人的爸爸都从事挖煤工作，因为收入比种地要高很多，但是风险很大，有不止一个孩子的爸爸已经因为挖煤去世。曾经和炉山村一个姓樊的煤老板聊天，他带我去看他们煤窑的工人的住处，和我们数年前在《视觉21》上看见的差不多，拥挤潮湿难闻，即便这样，煤矿工人还是供大于求。我向樊老板要求进煤窑看一下，他说不能去的，危险的，我说不怕的，他又说你进去我们要事先做很多准备工作，要很长时间的，下次吧。后来身边的政府工作人员告诉我，煤窑很忌讳有女人进去，一直都是这样，这里从来没有女人进去过，这是规矩。
　　
　　我极爱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也有丑恶，但是这里的丑恶和城市里不一样，城市里的人，因为自身文化修养的缘故，大部分都知道掩饰，这里对于丑陋，即便有掩饰的欲望，也还是让你觉得没有太多秘密。这样只要不是罪不可赦，就不会让人那样的憎恶。
　　
　　可能外人真的难以明白，一个人可以对她生活了才一个月的地方有如此深厚的感情。你刚刚到一个地方，孤苦无依的，大家像看外星人那样看你，然后生活继续，你和他们接触，他们和你交流，慢慢的，你便有了融入这个地方的感觉。你走在大水，走在沙厂，走在六龙、凤山、安乐乡、北浪，或者更远一点，走在大方和黔西，前面有人叫你，你抬头发现是一个你认识的山民，然后大家走到一起，友好地聊几句天，再友好地道别，这种被人接受的滋味，其实是很美妙的。我也明白，我只是一个不投奔任何组织的独立志愿者，在大家不发生什么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一切都好说，可能我真正去到这个地方工作，当个乡干部什么的，可能麻烦会接踵而至。但是只要回想一下，一个月手机没有信号，不用和原先的朋友圈有任何联系，在山下喝泉水，在瀑布下洗澡，吃单纯的食物，在玉米地里穿行，下雨天就不穿鞋子，直接在松软的烂泥地里走，和少数民族唱歌跳舞，语言不通就仅仅用眼神和微笑，有了一些认识的山民，并且我爱他们他们爱我，这样的纯粹的事情，不是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有的。
　　
　　有的时候，想想即将回到北京，回到原先的生活状态，就不知道该如何继续面对。如果不是因为父母，不是因为我还有一年的书要念，很有可能会就此在贵州的这个小村庄呆下去。打算做一期《红蓝音乐墙》的贵州专题，片花已经想好：“远处是山，近处是玉米地，星星挂在天上，一下子，都不见了。《红蓝音乐墙》。”其实，“一下子都不见了”的，又何止是星星。在九月份，我的那些孩子、布满星星的很低的夜空、山水、萤火虫、人们淳朴的乡音、真诚的笑脸，甚至身上的那些跳蚤、不好闻的被褥、总是透风的玻璃窗，这一切都会一下子不见。
　　
　　我不知道该如何去说这些，写下来，我想你们都会明白。有时候也只能安慰自己说，还好，不管在哪里，不管怎样，到底都是充满悬念的生活。
　　
　　
　　十五
　　就在我将离开的那个星期，徐本禹从武汉回来，紧接着，《新京报》的两个记者也追来。我又听见徐本禹熟悉的短信铃声，他的知名度还在扩大，当面接受采访，或者在办公室抱个电话回答二三流记者的提问。他依旧终日抱着手机，接待全国各地的热心或者冷心人。
　　
　　活在过去的光环里，也是可行的吧？
　　
　　再后来，赶上一次乡纪委去查非法煤窑，又亲眼见到一次农民闹事，关于房屋赔偿的问题。民间的事就是这样，琐碎但是真实，领导们只要愿意尊重事实，终会有让人信服的一天。
　　
　　却不是所有的都会尊重事实的。看到《楚天金报》对于王阿姨的报道《武汉“晚霞”飘向山寨》，她气得不行，问我的意见，我说我在想，写那篇报道的记者，他还要不要脸。
　　
　　在我即将离开时，网上关于这里的帖子也开始见光，沈书记也在网上留下了他的手机和QQ号。媒体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怀揣救世主的心情涌向这里。网站记者来了，报社记者来了，9月份，央视还要有人过来拍专题片。
　　
　　幸好，及时逃离。人世间的事情，其实并不值得乐观。只是简单的希望，我曾经生活了一个月的这里，空气依旧清冷明澈，孩子们的生活也不要受到太多打扰，他们依旧可以保持单纯的眼神。
　　
　　8月27号，突然决定离开，晚上11点和乡政府的人喝酒，喝到没有意识。黎小军一直陪在身边，第二天告诉我，你吐了一晚上，哭了一晚上，一直哭到天亮，那么多山民，在你身边围成一圈哄你，可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28号，早晨在贵阳火车站买T88站台票，上车补站票，29个小时后到达北京。走出北京西站的时候，忽然有种很悲壮的感觉。
　　
　　29号，学校里都是人，新生和他们的家长。晚上杨然、李培、朱冠飞请吃饭，说你在那里，一定好久没吃米饭了。晚上做梦，梦见我从贵州回南京，在有46个小时车程的燠热难耐的车厢里，周围乘客在不停对我说话，说着各种各样的他们的建议。对着窗外发呆，在一片喧哗中想起在贵州的一个月的生活，那些淳朴的山民、我的孩子们、那个每次开车送我上山下山的苗族小伙子，好多好多，想着想着，眼泪就下来了。醒过来，一声冷汗。
　　
　　30号，白天睡觉，晚上在广播台写关于贵州的字。写到凌晨4点回宿舍，走在校园里，发现格局都变了，西门不在，食堂变成超市，西街没有，连西街的小偷也没有了，学校里很亮，都是灯，可以看见假山假水假石假凳，都是假的。
　　
　　31号，在类型片研究课上重看电影《甜蜜蜜》，李翘唇红齿白，顿了一下，笑着和黎小军说“友谊万岁”，那么平静从容，心中的暗涌谁都明白。生活无常，生命也无常，看得淅沥哗啦。
　　
　　9月1号，去后海找那位京城有名的胡同摄影者陈侬，他有据说是全北京最专业的暗房和黑白冲洗设备，请他帮忙做在贵州拍的六卷黑白照片，他说好。问六卷相纸的价钱，他说不用，我俩是好朋友，你不用给我钱。
　　
　　2号，上午去医院看皮肤科，医生看了被跳蚤和臭虫咬的两条腿，啧嘴：“哎哟我说孩子呀，你怎么把自己都折腾成这样了哦！”抱一堆药回去，内服的外涂的。没事，再忍一忍，很快会好的。
　　
　　3号，《新京报》版登文《徐本禹：从志愿支教到招商引资》。对，我想起来了，在我离开大水的前一天，去了两个《新京报》的记者，就是他们。
　　
　　4号，傍晚坐在后海的“这里”酒吧看书，身边某剧组的导演对漂亮女演员数小时花言巧语，说话越来越急促，恨不得立即跳上终极的那张床。
　　
　　5号，《新京报》版又登文《我要上学》。还是我离开时去到大水的那两个记者。人云亦云，一如既往的愚蠢。
　　
　　6号，和王宏吃饭，我说我在北京已经觉得不快乐，踩不到土地，脚下都是水泥地，没有踏实放心的感觉。他说：“因为水泥地踩了以后，留不下脚印。”
　　
　　7号，学校正式校庆，整个下午学校里布满各种校友，一抬头，发现身边站的那个是某某，再一转身，发现某某和某某某正在身边聊天。赵赫和康辉过来，开始做访谈。可是，可是，在访谈的前一分钟，我还不知道赵赫和康辉是谁，只是看见他们在签名本上的签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要紧，在不认识的情况下做访谈多么有趣，我的听众，也有不知道他俩是谁的，那么，我现在和他们聊天，就是站在那部分不认识他们的听众的立场上了，多么平等。做完访谈，长舒一口气，这种在访谈前一分钟还不知道被访者是谁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真是刺激。
　　
　　8号，在王鹤石家看《北京青年报》，A5版在一个非常搞笑的位置发了一篇不尴不尬的消息《北广五十岁，改名叫传媒》。对的，我们都要珍惜春光珍惜春光珍惜春光。
　　
　　9号，晚上上课前去常去的那家书店，在新辟出的唱片柜里发现数张找了很久的电影原声，课也不上了，追到总店，买到《石破天惊》《英伦病人》《最后的武士》《耶酥受难记》《南极物语》《碧海蓝天》《怪物史莱克》《钢琴女教师》《诺丁山》《后天》《戏梦巴黎》《永远的一天》《再见列宁》《发条橙》、《对她说》《闪亮》《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爱有天意》《花样年华》，心头大好。
　　
　　10号，又是一天没去上课，在宿舍把新买唱片完整听完，听得耳朵里都开出花来。
　　
　　11号，给乡政府的我喜欢的那些人打电话，说我想你们了，真的很想很想。
　　
　　12号，我的好朋友小鱼，她儿子已经6岁，在经过之前不算漫长的探讨后，她最终决定一个人去贵州大方支教一年。12号发来短信：“我是小鱼，我已到学校，昨天累趴下了，今天收拾屋子，明天开始上课。这里空气清凉透彻，四周都是山，山间有一条河，晚上听着潺潺的流水声入眠。我在屋顶给你发的短信，还得举着手机，进屋里就没了。一切都很好。”
　　
　　13号，沈书记告诉我，《中国青年》的摄影记者去到大石拍照，“我们大水的影响力又扩大了”，他说。
　　
　　14号，剪《红蓝音乐墙》到凌晨5点，基本上算是告别校园广播前的最后一期节目，做GALA乐队访谈，不轻松。快要离开。
　　
　　15号，下午在广播台放音，贵州民族学院一个教技术的老师来广播台参观，恰巧我在，就负责接待。问到他我在大石遇见的那个在电视台实习的吐沫男生，他说知道的，他就是我的学生。然后和那个老师合影，暗暗觉得，世界真奇妙。
　　
　　16号，晚上在广播台写字，制作间的谈话节目组在剪辑采访，被访者是今年广院三下乡社会实践团的一男生，跟着组织上的一大帮人去到陕西支教，说一些故事，说拉了半个月的肚子，主持人最后总结发言“你们在真是把我们中国传媒大学师生的风采带到了那里啊！”哦，我的天哪！
　　
　　17号，沈书记电话：“我可能9月22号来北京。”
　　
　　18、19号，在大礼堂看《浩劫》，9个半小时。左右的哥们儿都睡着，嘴里滚出一串串的呼噜。和黎小军悄悄溜出来，我们都知道这是好片子，可是我们都是有多动症的人，我们的俗和平庸终究无法遮掩。看见那位教中国戏剧戏曲的老师，他也溜出来，驻足在礼堂大厅陈列的一组古董前，托着下巴慢慢品鉴，我们低着身子窃笑从他身边经过，走出大礼堂那一刻，欢呼。这些发现，在我们看来，都是比纪录片本身要精彩的东西。
　　
　　20号，去买衣服，长袖T恤，“老板，领口不够大，你帮我找把剪刀来。”从领口中间剪了一道口子，不行，还是小，干脆，用圆珠笔画一个半圆，顺着剪开，还是小，再干脆，就随意的剪，剪成V字形。胸口以左，脖子以右，剪的口子歪斜原始。恩，不错，是我喜欢的样子。“老板，谢谢你的剪刀，付你钱。”
　　
　　21号，在网络上一张张看俄罗斯人质事件那些遇难孩子的照片，有的被半透明塑料布紧紧包裹，有的塑料布被打开，可以看见死去时的容貌。想起我的那些孩子。最近上新闻采访等等课程，老师们在说什么新闻报道准确性，什么国际关系恐怖主义人性泯灭，其实说这些都对，但是都不是那样容易触动人，我最最触动的是看见死去的孩子共同被贴上标签，注明他们的编号，变成一个个符码般的存在，而不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活个体，那一刻，真的是难过。
　　
　　22号，沈书记真的到了北京。
　　
　　23号，早上给猫猫发短信，问在哪个教室上课，许久没有收到回复，只好打电话，后来遇见，她说我给你回了呀，信息报告都有。去蹭我导师的课，发现教室里没有人，很着急地给她发信息，她说我昨天已经给你发信息告诉你了，课改在下周二上午。我都没有收到。想起来，前一天中午没有收到黎小军答应发的那条信息，还和他小吵了一架，错怪了他。前一天下午在车站，给那位曾经是京剧演员的朋友发的信息，她也晚了一小时才收到。
　　
　　我们都在这样让人哭笑不得的原因中彼此误会。都在自己创造的方式下一步步退化。突然怀念在贵州的一个月没有手机信号的日子。
　　
　　24号，傍晚和大水乡乡政府通电话，他们都在，王主任、小刘哥哥还有陈师傅，都在。他们说《中国青年》的记者已经走了，上海电视台的也要来了，我们对他们都没有什么感情。我们都还好，很挂念你。我也挂念你们，真的。晚上编辑部竞聘，新人登场。告别大学时代的《红蓝音乐墙》。
　　
　　25号，见到沈书记，见到贵州山区考到北京的4个学生，也见到贵州。
　　
　　26号，贵州聚会结束已近零点，为节约打车费用，和黎小军坐在路边的长椅上等天亮最早的一班地铁。困。仿佛坐在贵州回北京的火车上。
　　
　　这些都是很真实的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就像贵州的那些基层的人民基层的生存状态，都不是浮光掠影的生活的皮毛。尽管我回到北京的生活本身，正在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变化。
　　
　　想起那天梁东和董嘉耀聊天：“北京广播学院改名叫中国传媒大学了，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广院时代的结束。我们在离开我们曾经生活了4年的大学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真的很爱它。”一个时代的结束，一段生活的结束，即便现在，离开贵州已经一个月，我发现还是真的很爱它。心中一些默默的情感无法向外人表述。据说，在我离开贵州的那个星期，地里玉米正好成熟，可惜已经赶不上了，这种无奈，又哪里是一句“忽尔今夏”或者“刹那芳华”就能概括得了的。

说回上面我们提到的黎小军，他本名不是黎小军，只是我在那天看《甜蜜蜜》时想到了他，觉得他给人的感觉很像黎明演的那个黎小军，于是后来，我就叫他黎小军了。他是贵州大方县的本地人，当年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走出大山，考到了北京，3年都没有回家过年，在网上看到大水乡和徐本禹的报道，觉得自己的家乡有徐本禹这样的志愿者，外面的人都去帮助，他更不能袖手旁观，于是在这个暑假还剩一个星期的时候回了家。在家呆了3天，8月25号到达大水，那天是我妈妈的生日，我在大方县，晚上11点多才坐夜车回到乡政府。我打算买30号的票回北京，但是31号前的票已经全部没有，他说你和我坐28号的车回去好不好，你上车后补站票，我把我的座位票给你。我说不行，我舍不得离开大水，我要30号回去，他就一直说，我已经不记得他确切的说了什么，反正说到我答应和他一起回北京为止。后来我们一起去贵阳，一起坐火车回去，29个小时，我真的就坐着，他真的就站在旁边。再后来，我们手拉手走在大街上，我说就是因为你，要不然我也不会那样突然地决定在27号离开大水，搞得我和乡政府的人那天晚上那么伤心，他说哎呀我不是一直陪着你嘛，我们注定要遇见，没有办法的。和宿舍的女孩子们谈心，她们也觉得，这是一场奇遇。我们得到了比预想中多很多的东西。贵州之行已经结束，贵州的爱情才刚刚开始，故事还可以继续写下去。一切都不算太坏，我们，还是幸福的。　
　　
　　孙慧
　　04.9.26.15:45

九
　　今天是8月12号，那么今天上午第一节课，我们就来说“生日”。请每个同学举手告诉我，你们的生日是几几年几月几号？大部分孩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也不知道父母的，也不知道家里其他孩子的。
　　
　　好，我们来看黑板上已知的这些孩子的生日，你们知道自己的属相吗？好，知道。那么，你们知道总共有多少属相吗？不知道。下面我们来看黑板，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大家知道它们分别代表什么动物吗？好，我来告诉大家。恩，那么关于十二生肖，其实是有一个挺好玩儿的故事的，现在我们都知道，猫是捉老鼠的，但是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呀，猫和老鼠是好朋友，有一天，玉皇大帝要选十二只动物作人间的生肖……后来呀，猫见到老鼠就捉，老鼠呢，见到猫就跑。笑。
　　
　　在中国有十二生肖，在西方呢，有十二星座，这十二个星座的起源都是有一些故事的，比如我们一起来看狮子座，传说很久以前，在希腊的涅梅谷这个地方，有一种专门吃人的狮子，大家都很怕，有很多勇敢的人曾经试过把这只狮子制服，但最后都没有能活着回去的，有一天，宙斯的儿子海格拉斯就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们来看黑板，高航是水平座，那么安薇薇呢，就是狮子座了，呵呵，和我是一样的。那么十二星座呢，每个星座都是有一个守护神的，你们知道吗？好，在介绍星座的守护神之前，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西方神话传说中的众神……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神，举个例子，狮子座的守护神就是阿波罗，大家知道在中国的神话中，阿波罗相当于什么神吗？是太阳神。你们知道《后羿射日》的故事吗？啊？不知道呀？知道呀？好，传说中，天上原先是有十个太阳的，很热，庄稼也不长，温度也很高，百姓们更是没有办法生活下去……后来呀，天上就只有这一个太阳啦，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家可以抬头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太阳。
　　
　　大家抬头，哪里有太阳？教室里光线就很暗，我们在楼上，根本没有窗户，一齐抬头，感到我们上课的这个二层木制危楼又开始摇晃。对不起对不起，老师说错了，别抬头了。
　　
　　好，说回阿波罗。在西方神话中，阿波罗就是太阳神，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出自《荷马史诗》，那么《荷马史诗》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它是……传说有一天，国王同海洋女神结婚，邀请了所有的神参加婚礼……就是厄里斯的这个金苹果，引起了后来一场长达十年的战争叫做“特洛伊之战”，特洛伊之战发生在希腊神话中所说的黑铁时代，也就人类第四纪，前一段时间出现了一部电影就叫做《特洛伊》，对了，班上有多少同学看过电影的举一下手。哦，没有一个同学看过电影呀。好，我们来介绍一下电影是怎么一回事……哎，对了，我们刚才的故事中提到死神，你们知道人在临死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不知道呀，恩，其实我也不知道。传统意义上来讲，人的呼吸心跳停止了就算是死亡了，美国就有科学家找了一些起死回生的人进行统计，那么所谓“起死回生的人”呢，就是指……科学家总结出来的这些感觉，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恩，反正这是一个蛮好玩儿的问题。笑。
　　
　　本来是打算用一节课时间讲生日的，一下子一个上午三节课就快结束了，外面敲铃，正讲到兴头上，问大家是先下课还是把故事讲完，回答把故事讲完，于是接下去讲，一节课又下来，中午必须放学啦，对了，我们刚才下课时间短了，提前一点放学吧，下午再接着说吧。哦，对了，先别急着放学，刚才问大家生日时，安薇薇生日是1993年8月17号，她快过生日了，大家如果在她生日那天遇见她，记得说一声“生日快乐”，因为每个人的生日一年只有一次，应该得到尽可能多的人的祝福。好了，我说完了，放学。
　　
　　呼！终于放学。
　　
　　接下来下午上课。你们说，这节课我们是来讲讲人体还是我来做做自我介绍，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你们？哦，这么多人都要我说说自己，那好，我来简单说一说，我叫孙慧，大家看黑板，子小孙，智慧的慧，我是南京人，你有多少同学听说过南京的？啊，都不知道啊，南京呢，是江苏省的省会，你们知道你们贵州省的省会是哪里吗？还是都不知道啊，那有没有同学知道“省会”是什么意思的？我先来讲讲“省会”，在讲省会之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国家总共有多少个省……大家看黑板，陕西省的省会呢，是西安，我们刚才讲了一些省的特色和特产，那么在西安这个地方呢，有一种食品叫“羊肉泡馍”，我的一个好朋友是西安的，他跟我说的“羊肉泡馍”特别好玩儿，说那个馍像石头一样硬，他们一家人围坐在桌前，每人手上拿一个馍掰，一点点的掰，差不多要用一个上午时间才能把一个馍掰完，因为真的像石头。笑。那么你们以后有机会走出大山以后呢，有机会就去西安看看，看那种馍究竟是怎样。笑。我来问一个问题，你们觉得怎样才能走出大山？好，王娜娜回答说是努力学习。有没有同学告诉我，怎么样才叫努力学习，我们细分一下，首先是语文，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学语文呀……对了，我们来讲南京，南京有几个比较有名的景点，首先是中山陵，我来请一个同学告诉我，孙中山是谁……还有一个就是夫子庙，说到“夫子”，你们会想到什么？我会想到孔夫子，在南京的夫子庙，就有那么一尊孔子的雕像，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孔子……我们刚才说孔子有那么多的学生，那么《论语》呢，就是……又说远了，还是说南京，南京有一条河叫“秦淮河”，那提到“秦淮”呢，就有“秦淮八艳”的故事，你们知道“秦淮”是什么意思吧，秦淮就是南京，在古时候南京也被叫做“秦淮”“建邺”“秣陵”什么的，那“八艳”呢，其实就是秦淮城中八位女子的故事，我给大家讲一个，柳如是和钱迁义的，在很久很久以前……
　　
　　不好，又敲下课铃，南京就说到这里。明天上午依旧是九点上课，好，放学。
　　
　　后来，我们用一个上午讲了日本侵华，讲南京大屠杀。又问大家，你认为的什么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这里的孩子交作业很有意思，写作文的时候，写完一行，都要用本子盖得严严实实，生怕别人看见，交作业的时候就更好玩，他们把我发下去的一张B5的信纸折成各种难拆的造型，而且一定要自己亲自交到我手上，有的折成一只小船，有的是一件小衣服，还有花朵什么的，最夸张的，可以把一张纸变成捏在手心里那样大小纸团，特逗。看见大家递上来的小纸条，有一半学生认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钱，然后把所有孩子的答案写在黑板上，一起讨论，半天的时间过去。
　　
　　按照别人对一位我很喜欢的DJ的评价，我终于知道毕业后可以去做什么，那就是卖布，因为实在很能扯。

十
　　真的能扯。说的时候不觉得，放学回到住的村委会房间的时候，累得躺在床上再也不愿意起来。一直到七点多，被王阿姨和李萍喊醒，去高支书家吃晚饭。
　　
　　可见，对我而言，开口说话是最最最累的事情。
　　
　　其实和山区孩子们的这样的交流，是一件相对舒服并且愉快的事情，李想开玩笑：“你是把你自己知道的仅有的一点东西拿去糊弄一下别人”，其实她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在去贵州前，我自己给这次行动的定名为“支教”，后来就不这样说了，就说是“交流”或者说“去向山里的孩子学习”。再后来，和别的志愿者接触过就发现，大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自以为是，这一点连我自己也不能幸免。大家更多的是去考虑一下所处环境如何，捐的善款善物数量，又或者在一个贫困的地方坚持了多久的时间，多么伟大。这些其实都不应该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拿支教者来说，有的操着地方口音，一上来就说要纠正孩子们的普通话，可是却不仔细想想自己的普通话是不是真的标准。有站在讲台上一本正经，抱着救世主的心态普渡众生，很少去考虑一下自己说的是不是完全正确，自己对那些受助者是不是真的有帮助。有的就会说，孩子们多么没有见识或者多么没有纪律，又或者说，自己讲的那些成语孩子们都不能理解。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常常避开了一点，那就是自我审视。
　　
　　从第一次批改我的孩子们的作文时，就觉得很汗颜。他们可能真的没什么见识，没看过电影没读过报纸，但是这些都不能完全遮盖他们身上那些非常闪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都是我学也学不来的，我们来看一个四年级的孩子的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
　　“我很久都没见过我爸爸，他已经出去打工三年没回来了。有一天放学，我看见我们家的玉米地里坐着一个人，他的背影很像我，我猜他可能是我爸爸。但是我又不敢肯定，我就过去拍拍他，问他是不是我爸爸，他说是，然后我们就扛着锄头一起回家了。”
　　
　　多可爱！对于家庭伦理的特有的否定，颠覆、解构、夸张而又变形。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多半是怎么把一个简单的东西变得复杂，比如本来轻易可以用手写出来的几个字或者用嘴说清楚的几句话，最后要换在电脑或者手机里写出来，再或者对于一个道理的表述或者对于一种观念的传达，都尽其能的说到繁复，可以用上一切媒体或者新媒体的手段，然而这里的孩子不是，他们所做到的是，把一些我们传统意义上觉得很复杂的东西变得简单。这种伟大，并不亚于马尔克斯当年创造《百年孤独》的伦理辉煌。
　　
　　再让孩子们画画，只有两条要求，第一，画什么都行，但你画的一定要是你现在心中所想；第二，写上你的名字和年级。结果作业交上来，一年级的孩子也让人非常惊喜，他们在一张纸上画两个人，一个手持大刀，旁边写自己同桌的名字，一个人手无寸铁，旁边写上他们自己的名字。有的孩子画一棵小树苗，旁边写“这是我未来的希望小学”。还有的呢，就画上一个女孩子，旁边写“这是我”，但是这个画中的女孩子的形象又非常有意思，绝对不亚于我们所接触到的“德表”或者“印象派”。还有很多。我希望在我认为孩子们的作品意味深长的基础上，没有误读他们。
　　
　　曾经去看一些行为艺术，也和一些行为艺术的创作者们聊天，其实他们中一部分人那种表面上的冷酷谁想装都可以装的出来，寂寞不寂寞，柔软不柔软，更多的可能还是一些内心的东西。曾经把我的孩子们写的文字拿给当地的老师、几个志愿者还有乡干部看，他们都不觉得很好，起码不像我这样觉得非常非常好，会指出这样不知所云的文字中的一堆错别字。但我真的觉得好，并且是在我的童年我的成长环境中学也学不来的好。孩子们身体中蕴藏的那种力量，我以为是相当刻骨的。大家知道说“俄底普斯情节”，知道大力引用“to be or not to be”，拐弯抹角是艺术最大的特点，艺术家们把各种东西用放大镜放大了去说，有时就容易忽略一点，那就是越简单的，往往越困难。
　　
　　到这里来之前，我以为我是一个观察者，可是走在路上，蹲在家门前大口扒玉米饭的男人女人会突然停下来，一直目送着你从他们眼前走过。走山路的时候，那些背着背篓用镰刀割打猪草的孩子歪着头看见你，然后突然站起身，双手搭着肩上的背带，在路边退到不能再退的位置，一双惶恐的眼睛。
　　
　　这么些天下来，我觉得我已经成为一个被观察者。被别人观察，也被自己观察。
　　
　　曾经，我也以为我到了这里来会是一个教育者，教育和帮助当地的孩子。但是与孩子们相处和接触，我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一个被教育者，他们教我怎么让一个事物变得简单，从而深刻。
　　
　　观察与被观察，审视与被审视，教育与被教育，这种角色的转换，本身就是非常有意思而又有收获的事情。
　　
　　
　　十一
　　也去家访。第一个去的是我们班班长家，在我来了以后全班同学民主选举，完全由学生来唱票和监督，她高票当选，但是在平时，班长也是选出来的，由老师操作，她连被提名的机会都没有。
　　
　　她在我住的村委会楼下买了4包瓜子，2块钱，身上没钱，先赊帐。把床单抹平，恭恭敬敬地：“老师请坐。”电视藏在一个木箱子里，小心把帘子拉开，再从衣柜里拿出藏在衣服里的遥控器，在VCD里放上一张卡拉OK的碟片，全部打开，“老师看电视”，碟片总是跳，读不过去，拿出来，放在衣服上小心擦擦，再放进去，还是跳，尴尬得很。“我们看下一曲吧”，好，下一曲，《驿动的心》。好了好了，总算不跳了。你们家几个孩子呀？六个，一个大姐，在普底中学上初三，还有一个姐姐，交给安顺的外婆带了，还有一个妹妹，王颖颖，也是你教的班上的，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六岁，上一年级，一个八岁，上三年级。
　　
　　把瓜子袋子都拆开，拿一包过来，再抓满一把放我手心：“老师你吃瓜子呀。”好好好，我吃，你快别忙。你爸爸妈妈呢？我爸爸和我叔叔在普底打工，我妈妈在地里干活。你们平时干活吗？干呀，早上一大早要起来割打猪草，下了课再帮妈妈下地干活。你们家还有彩电和VCD，条件不错嘛。这是我们家跟我叔叔借了800块买的，平时不看的，来客人了才招待一下，给客人看，你别看我们家这个房子看起来还不错，其实晴天还好，一到下雨天，里面也下雨。那下雨时怎么办呢，这个床不就湿了么？把床上的东西都翻过来，再盖一层塑料布。诶，这个床头怎么有吊针，谁生病了？我，前两天不舒服，请一个医生回来，在家里面挂水的。
　　
　　小姑娘拉着我的手，开始说心里话。在我们村，喝酒是很重要的，但是我爸爸不能喝，村干部就不喜欢我们家，我妈妈和他们的关系也不好。我们这里收土地税，我叔叔在普底打工，那天他们家里没人交钱，他们就到我们家来要，我们家不想给的，他们一定要我们交，当时没有现钱，但是借了下面那个邻居一些，我妈妈就让那4个村干部在家里等一下，他去邻居家拿，村干部他们等了一会，看我妈妈没回来，就把我们家猪圈里的一头猪牵走了，我妈妈拿了钱回来，发现猪不见了，我就和我妈妈一路找村干部，天黑，根本看不清路，回来了。第二天再找到村干部，猪已经被他们杀吃掉了。晚上我妹妹睡觉时都在哭，说梦话，说她早上还要割打猪草给猪吃呢！但是猪已经没有了，我妈妈直到现在想到了还会哭。
　　
　　小姑娘说着就哭了起来。那头猪多少斤？有多少钱？
　　
　　擦一把眼泪。我们称整猪时，一斤是4块左右，那头猪已经蛮大的了，舍不得。
　　
　　那4个村干部中，有对我们特别好的那个高村长和高支书吗？没有高村长，有高支书。
　　
　　再家访。高焕春高焕菊，你们俩今天下午没去上课，原来是去外婆家了呀，哦，原来，高焕雄高焕平，和你们都是一家的呀。高姓是我们这里的大姓，姓高的，多半之间都有些亲戚关联，办事也都好办一点。
　　
　　还是家访。黄玉娟还有罗莉，是我曾经在楼下教的一年级里两个比较出色的孩子，一个七岁，一个九岁。家里只有外婆和外公。原来，凡永红、黄红红和黄钱坤和她们也是一家的。婆婆生了三个孩子，老大是个儿子，挖煤时死了，媳妇改嫁，走了，留下凡永红；老二是女儿，和丈夫在福建打工，孩子是黄玉娟、黄红红和黄钱坤；老三也是个女儿，丈夫挖煤时死了，给罗莉在外面找了个继父，也把女儿接了过去，继父常常把罗莉挂在门上打，没办法，还是把女儿送回了家乡。现在还可以看见罗莉脸上被香烟烫的一块块疤，还有胳膊的关节，都是错位的。家里面几个孩子上学的来源，都是由老二从打工的地方寄过来。
　　
　　在班上我喜欢的几个孩子，都不约而同说到一件事情。当时网络上要发动大家对每个班的前三名进行捐助，要在希望小学奠基的那天拍照放到网上，他们都是班上的前三名。到了拍照那天，穿得漂漂亮亮来到学校，但是在拍照时，老师却让他们回家，而是让几个和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孩子来拍照。网上捐助的那些费用，自然就落在这些和老师关系比较好的孩子头上。孩子的家长在我家访时说起这件事，都很生气，也很失望。
　　
　　我明白，生命本身就是尴尬和绝望，但是你们现在还不可以绝望，因为，你们都是好孩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些被拍照的孩子，一个是我曾经班上的，妈妈是老师，还有小卖部，自然条件不差，但凡我看见她时，她都在吃，想尽办法的吃，课间回家拿一个烤土豆，中午一包干脆面，放学又捧一碗辣椒，用土豆边沾边吃，看得我都服了她了。还有一个是我现在的班上的，我让大家写作文，她就趴在桌上，问她就说，我不写，我不会写。我问大家，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她写的小作文如下：
　　
　　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钱。因为钱可以买各种各样的东西，如果这果（注：应为“个”）世界上没有钱，我们就不能读书。钱对于人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钱。
　　
　　小孩子，钱永远都不是最重要的，一切都还是要靠你自己。其实我也明白，在这样的穷山区，说起谁家富，真正的和外面相比，富也富不到哪里去。救助谁不是救助，但是你们没有想过，那些交不起学费，真正应该接受帮助的品学兼优的孩子，他们在他们小小年龄就接受这些社会上的不公平，在他们的内心，是不是一定就没有阴影？他们的努力，在没有一点回报时，会不会就没有了前进的动力？
　　
　　都是有艰难的，关于生活。我也终于明白那句电影台词“一切都是白费”在这个山区的更深的意味。
　　
　　各方的捐助还是源源不断的过来，什么也不说，我就是有一颗火热的心，就是要用财力物力来解救你们这帮人，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想请问这些捐助者，你们知道你们的钱用在哪里了吗？你们知道你们的衣服穿在什么样的人身上了吗？
　　
　　世人的毛病，就是不问所以的相信。
　　
　　有问题当然要解决。第一批被捐助的孩子名单已经报给别人，只能在第二批上想办法。沈书记赞同。给校长下死命令，给你两天时间，周五下山前必须把名单交出来，张榜公布，让所有人都来监督，下学期，我们要在人员的任用上重新调整一下。校长慌了，在我住的村委会隔壁连夜的纸上谈兵，拼名单，凑成绩。周五把名单交出来，但是还是没有公示于众。看一下，怎么还是没有罗莉和黄玉娟？她们一个是第一，一个是第二。校长答，这个不好办吧，她们父母只有一方是本村人，所以他们还算是外乡人。
　　
　　连带关系怎么这么厉害？在你的学校读书难道就不算是你的学生了？
　　
　　这里条件的艰苦和校舍的危险见报，贵州教育厅来人，召集村干部开会。我在作为志愿者在一边旁听。领导问，你们村多少户多少口人，看了一下墙上贴的数据，回答在2003年有197户共710几口人。又问现在呢，答现在有980多吧。笑话，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平均每户生3个孩子，看来怀胎只要3个月，或者年近七旬的老人在你们村都在忙着生孩子。教育厅领导也笑，你回去再好好调查一下吧，怎么可能一年增两百多口人。村干部挠挠头，就是这样的呀。
　　
　　坐在一旁暗自发笑。粉饰太平，你们这些人还不够级别。
　　
　　
　　十二
　　周末下山，沈书记说，跟我回大方县城吧，我说不去了，我就在大水呆着。
　　
　　晚上发来短信：“我家里面人都在问我，怎么不把你带来大方，他们都很想你。”
　　
　　回他：“你可以告诉他们：‘防止感情泛滥’。：）”
　　
　　真的是防止感情泛滥。人与人相处，都是有感情的，不管什么样的感情，也不管这种感情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在分别的时候，或者在这种感情行将结束的时候，心中多少都会有波澜。
　　
　　周三上午和大家说，周五下午是我们最后一次上课，大家最好都来，什么也不用带，我们开一个表彰大会，表扬在这个暑假里在某个表现比较好的同学，在表彰会结束以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西瓜party，乡政府的沈书记他们会带两个西瓜过来，我们一起把它们分掉。
　　
　　周三的傍晚，高焕春送来一大包毛桃，很小很青的硬硬的那种，洗干净了还是灰灰的，吃起来酸涩并且有苦味，他们家没有别的东西，他爸爸妈妈就让他下午爬到村里的大树上，亲手摘了这一大包沉甸甸的毛桃。农民用他们最原始的热情待人，我们早已经被深深打动。
　　
　　还有王娜娜他们家，我在家访时，她妈妈回来后，让大姐王雪梅去地里掰了一锅玉米，不让我走，把所有门都抵上，说一定要在家里吃饭。我坚决不肯，她还是不开门。玉米煮好，一大锅，她说你要是不吃饭，就一定要把这锅玉米带走，拿了几根出来，立即逃走。她就一直跟着，追了好远，硬是把锅塞在我怀里，实在拗不过，拿了几根出来留给他们家，把剩下的收下。王娜娜送我回到住的地方，把一包梨放在她的锅里，告诉她不作兴把空锅还给别人的，她收下，回去。结果到第二天晚上，王娜娜又送来一锅玉米，说我妈妈让送的，她说你那天丢下几根给我们家，她怕你不够吃，又煮了一锅让我送来。
　　
　　要知道，现在这些孩子的状况是，家里基本没有收入，每年有三个月的断粮期，很多家庭要靠国家救济粮生活。即便在我们看来，他们有很多玉米和土豆，可是也得考虑够不够吃，断粮了怎么办这样的问题。
　　
　　周四晚上，我在村委会办公室写字，王颖颖和王娜娜打着手电怯生生站在门口向里面望，让她们进来坐，她们吐着舌头手背在后面，还是怯怯地站在墙边，就是不坐。我说什么事，王娜娜从身后拿出几张照片，说老师你看，这是我们家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照片。我就一张张看，她一个个介绍照片上的人，我笑说原来你弟弟小时候这么胖呀，她也笑。看完，我说还有什么事么，要不你们到我房间坐一会儿好不好？她们顿了一会儿，王颖颖从从背后拿出一包东西，放在桌上，我还没有来得及问，两个小姑娘撒腿就跑，跑得非常快，等我站在窗口，只能看见一束因为主人的跑动而被快速晃动的手电筒光。
　　
　　我记得，王娜娜第一次的作文《我的妈妈》，大意是她在上学期时非常想拥有一本作文书，那本书要5块钱，她和妈妈要求，妈妈就说那我们星期六赶场的时候就去买吧。赶场的日子还没到，她一直盼望着，可是有一天，她低头发现妈妈的鞋子是破的，几个脚趾都露在外面，就和妈妈说，我不要作文书了，你拿那5块钱给自己买一双鞋吧，妈妈说，你五年级了，也该有本作文书了。赶场的时候，妈妈拿那5块钱给王娜娜买了一本书，她拿到这本书，再看看妈妈的鞋，就哭了。王娜娜在作文的结尾写：“这就是我的妈妈，我觉得她很辛苦，要做很多家务，还要到处找钱给我们上学，我只能努力学习，走出大山，用好的成绩来报答我的妈妈。”
　　
　　这里的孩子，不说“挣钱”，都说“找钱”，这是非常形象的，因为真的就是在“找”，就和我们说“刨食”一样。我打开他们丢下的那包东西，发现是一双新的球鞋，穿上，大小正合适。他们家的大人孩子都已经没鞋穿了，而买这样的一双鞋，得走至少两个小时到普底。
　　
　　第二天上课，我穿上了她们送的新鞋，王颖颖坐最后一排，一上课就踮着脚站起来望了一眼，然后坐下，捂着嘴偷笑了好一会儿。
　　
　　周四晚上很难睡着，外面总有人走动的声音，或者拿个手电筒对着窗户照，问是谁又立即跑开。到了早上，孩子们纷纷过来，一个个拿着硬抄笔记本，丢在床上扭头就走，看一下，第一页都写满了赠言，还是很多错别字，但是看得人非常感慨。上午下课，何德敏拉住我，说老师你下午不走吧，我说当然不走呀，她说我要送你一样东西，你要等我。我就等她，她一个人坐在昏暗的教室的最后一排，抱胳膊很神秘地写东西，生怕旁人看见。我回宿舍，她进来，塞了刚才写的一张卡片到我手上，各种各样的祝福，写得密密麻麻，还有一包干脆面，他说老师我最喜欢吃这个了，可是平时我都舍不得吃，我把它送给你，你一定要吃呀。
　　
　　我问了一个送本子的孩子，你的硬抄本在我们大石能买到么？她说买不到的，我昨天和我弟弟走下山买的。算一算，我们下午3点下课，他们去到有本子卖的那个乡，来回是6个小时，晚上9点才能回到家。
　　
　　所有孩子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你还会回来么？不敢答应，只能回答他们有机会会来的。人生的变数这样大，我又怎敢给你们一个承诺？
　　
　　周五下午，表彰大会和西瓜party都结束以后，在宿舍收拾行李，屋子里挤满了孩子，都不说话。走出来，他们也跟着走出来。走到哪里，身后都是一列长长的队伍。走到乡政府的车那里，把行李丢下，去高支书家吃饭，他们不走了，就在车旁边等着。只有一个女生，和她的同伴一直跟着，一直快走到高支书家，她还是跟着，停下来，我说姚玲你是不是找我有事，她点头。我让王阿姨先走，然后让她说，她脸红，看看身边的同伴，还是不说。把她拉到旁边，用胳膊揽住她，她就用手捂着嘴，在我耳朵旁边悄悄地说：“老师，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情。她说：“你能不能回去以后给我写一封信？我好想收到你的信啊！”我说好的一定。她这才拉着女伴离开。
　　
　　要走了，真要走了。原先蹲在车旁等着的孩子都站起来。司机转动车钥匙，我根本不敢看那些孩子们的脸。汽车突然开动，回头，黄红红拖着长长的鼻涕，举着手跳起来喊：“老丝老丝！老丝老丝！”汽车终于开动起来，高焕春还有黄钱坤都拼命跟着车跑起来。赶紧把头扭回来。
　　
　　对不起，此时此刻，我实在没有勇气面对你们。我知道，如果再多看一眼，可能我下面的人生都会因此改变。

五
　　8月3号下午2点，大水乡的大石希望小学奠基。捐款8万修建这所小学的华中师大的老师和捐款买学校桌椅的刘力阿姨已经在2号晚上到达，3号上午，被邀请的各方领导也将到达。沈书记说，大石小学的所有孩子将在上午10点全部到达，然后列队迎接大家的到来。
　　
　　徐本禹给我看过央视来拍摄的狗吊岩的希望小学奠基时的录相，录相中，早在仪式开始前好几个小时，孩子们就聚集到原先的山洞小学，然后集体列队走山路到奠基的地点。有的孩子紧紧抱着一个饭盒，家里不止一个孩子上学的，就拎一个小桶，里面是他们中午将吃的玉米饭。这些饭盒是某厂家一次性捐来的。还记得，在我高三那一年，作为南京市学生记者的代表，和江苏省长一起坐车去淮安参加十一届全国书市的图书捐赠仪式，在周总理故居，我们还没有到，当地的孩子们就穿着统一的整齐的衣服，双手拿着工艺花在等待，有太阳，很热。在我们尾随省长进入捐赠仪式的现场时，孩子们在指挥一声令下，一边高高挥舞手中的花束，一边竭力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贵州这里气温不高，但是紫外线很厉害，我在两天前走过一次山路到大石小学，回来还没什么感觉，第二天起床发现所有裸露在外的皮肤都很红，脖子后面不仅红，还疼，至今都疼。想想山区的孩子们将等待那么久的时间，不是不心疼的。好在每个人都有长大的那一天，长大了，一切都好了。
　　
　　实际的情况是，我们一直等县委书记过来，等到14：45终于出发。坐越野车上山，快到目的地已经三点多，从前方车窗看见很窄的山路两边有的孩子一手拿一支塑料假花，有的高举一个纸扎的花环，还有的拿一只瘪瘪的气球，两个老师带队，夹道欢迎。太阳很辣。当我们的车靠近时，孩子们齐声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感谢感谢，衷心感谢！致敬致敬，崇高致敬！”他们那么用力，方言那样重又那样稚嫩，额头上的青筋都暴出来，我一下车，孩子们呼的声音更大，黑黑的手黑黑的脸黑黑的衣服，满头的汗还拖着鼻涕。从上午十点站到现在，结果是眼见一辆辆汽车开过。我觉得无比难过，我对身边的孩子说你别喊了别喊了，可是他根本不理我，像上的发条一样和其他人一齐喊着统一的口号。县长下车，在前方摄像机的镜头前笑眯眯地走着，一切都像摆好的。我站在路边，看着身边的像是在背诵经文的孩子，眼泪止不住的流。
　　
　　最后一个领导走过，孩子们 “欧”的一声从后面簇拥上去，等我走过去时，他们已经整齐地在主席台下列队，以立正姿势笔挺地站好，两个老师走来走去整顿队形。领导们一个个发言，说一些我都不懂的话。县城媒体走来走去拍照，太阳依旧很辣，哪个孩子不站好，就会有老师走上来当头一下，我站在阴凉地看着前面，依旧泪流。
　　
　　发言结束，领导们聚在一起挖土，讲台上没有人，但是孩子们还是不允许散开。我问身边大眼睛的彝族小姑娘：“你多大了？”她说七岁。我问：“你有没有读书？”她说没有。我再问：“你想不想上学？”她不回答我，跑开了。
　　
　　很显然我们语言交流有障碍，每一句话都要问五次以上才能得到回答。
　　
　　再问身边另一个小姑娘：“你多大了？”她说十二。我说：“你上几年级？”她说六年级。我问：“你下面还上不上中学？”她说上，在大水中学，离她家很远，每天要走很长的山路。问：“这些孩子什么时候来的？他们一直在这里做什么？”她说十点就来了，她也是，他们一直在排练迎接领导的各个步骤。我指着整顿队列的老师问她：“这些老师平时教你们什么？”她说教不了什么，那些老师不过是初中毕业。再问：“你喜欢你们的老师吗？”她说不喜欢，老师很凶。
　　
　　在我们说话的间隙，这个小姑娘跑到旁边搬给我一张长板凳，用袖子拂一下，说姐姐你坐。
　　
　　从这些孩子的眼睛中，我知道在之前我的两种想法中应该取哪一种。孩子们对于外面的世界其实都是有向往的，即便现在没有，迟早也会有。因为这个地方既然能够被我知道，自然就会被更多人知道，我应该给他们的，其实是一种想象力，借用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想象力比知识重要，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就是这样，想象力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你可以由自己绝对控制的东西，有了一种想象力，自然就有了奋斗的动力。
　　
　　8月4号清早，我将进山，从早自习到下午放学，上三个年级的课。住村委会的二层小楼里，上三天后回乡政府。我已经决定，明天的课除了自我介绍，就是给大家讲“诚信”，告诉大家，说什么就要尽全力做到，如果有一天你能够走出大山，当上县长，一定要守时，不可以让所有人都在烈日下等你。

六
　　我已经上完三天的课，回到了大水乡政府。
　　
　　同时来支教的还有一个女生李萍。全校6个年级，第一天上课之前先集合，把6个年级的同学都集中在木房子前的空地上，和校长商量怎么分配教室和学生。校长说话一直很小声很谦卑，总是“孙老师啊”“李老师啊”“我来和你们商量啊”这样说，校长总是解释：“实在没有办法啊，你们也看见了，我们就四间教室，每间只有这么点点大，实在是不能留下所有的学生，实在是没有办法啊！”最后我们留下了中高年级，一二年级的孩子回家。很多一年级的小孩，哭着离开学校。
　　
　　李萍教三四年级，在楼上。我教五六年级，在楼下。第一天还比较正常，我教的班级有一二三五六，总共五个年级的人。可是第二天我就发现，我们班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带一个的，都来了，一张长凳上都挤挤地坐三个以上的人。到第三天，人还在不断增加。
　　
　　课程设置得很自由，没有限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第一节课要求大家自我介绍，可是所有的孩子都不敢开口，即便被点到站了起来，说话声音也非常小，并且我说话他们能听懂，他们说话，我却很少能听懂。第一天的下午上课，我问：“今天上午的黑板是谁擦的？”听见下面好几个同学说王静微的名字。我说：“请他自己举手。”就看见一个很瘦小的男生低着头慢慢地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我说：“王静微谢谢你帮我擦黑板。”然后送他一支铅笔，全般同学鼓掌表示鼓励。他笑了一下，红着脸晃悠悠坐了下去。
　　
　　第二天早晨上课，又问：“昨天晚上的黑板，是哪位同学为我擦的？”还是没有人举手，还是有好几个同学在下面小声说王媛媛的名字。我看着王媛媛说：“自己举手。”她怯怯地把手举起来。我也送了她一支铅笔，要求全班为她鼓掌。她是全班最矮小的女生，一年级，把头低得很低。我看见，黑板最上面的部分有被掸的痕迹，但是没有擦干净，显然，她够不到那么高。
　　
　　第二天早晨表扬过王媛媛以后，下课就开始有同学主动来擦黑板并且小声地和我说话了。第二节上课，我问：“谁没有吃早饭？”没有人说话，过半天，一个叫高光超的六年级男生尴尬地举手，我把带来的一包饼干给了他，他脸一下子红了。又有同学在下面说，谁谁谁也没有吃，我说我只有一包饼干，我知道一定还有同学没有吃，可是他没有举手，很可惜。
　　
　　第三天上课，一上课就问，谁没有吃早饭，刷刷的十来个人一齐举手，我从山下准备了六块曲奇，分给了六个同学，每人一块，迟到的没有发。一年级的孩子有的当时就笑起来，往嘴里连塞是塞，起来回答问题时还一边抹嘴一边大嚼。从第三天上课起，愿意举手回答问题的人多了起来，要请同学上讲台演示时，愿意尝试的人越来越多，有的还站起来举手。中午快下课时问，有谁愿意中午休息时把教室卫生打扫一下，几乎所有人都把手高高地举了起来。下课的时候问大家话，大部分人也都可以抬起头来说话了，甚至很多次都有孩子说，老师你和我们一起玩好不好。这些变化，都让我觉得非常欣喜。
　　
　　教室没有窗户，上课的时候永远是光线不足并且灰蒙蒙的，房子是木头做的，地是土地。下课的时候，经常有附近人家的狗进教室来觅食，上课的时候又扫兴地自觉离去。楼上只要有一个孩子跺一下脚，马上我们的屋顶上就会掉下一层灰。在我们教室中间的屋顶有一个洞，经常会有楼上的孩子捣乱，撒下一把灰或者一把纸屑。我清楚记得，第二天下午上课，突然一大声响，在教室的右后方屋顶，一小块木板掉了下来。等大家回过神来，一个楼上的孩子的腿已经直直地垂下来。我们班同学哈哈大笑，那个楼上的同学赶忙把腿捡回去。写作文的时候，有同学抬头，对着屋顶的洞说两句，楼上这个同学的兄弟姐妹就会塞一支铅笔或者一本本子下来。下雨的时候，屋顶的洞也成了大家游戏的工具，楼上同学跺一脚，楼下同学站在板凳上，把伞尖伸进洞里往上捅一下。完全是在苦中作乐。
　　
　　我上课的时候，经常感觉头顶有东西往下落，嘴巴里都是，后来知道是一层层的灰，已经见怪不怪了。
　　
　　从第三天开始，每天课前，我们都要进行一个“free talk”。在前一天晚上放学以后，我给班上的一个孩子讲一个故事，然后他/她再复述给我听，第二天上课时讲给大家听。第一个被挑中的是一年级的黄玉娟，给她讲安徒生童话《星星的金币》，她的普通话最好，应该会有一些榜样作用。结果晚上我讲了一遍，她站在黑板前练了好几遍，已经不错了，我说你回家记得再练练，明天九点上课，我八点四十在教室门口等你，你再说一遍给我听，记住了吧。她高兴地说是的老师。结果第二天直到九点上课，她还没有来，九点五分的时候总算喊“报告”进来，从上到下换了一身衣服，头发也经过修饰，盘了两个麻花辫，还戴了一朵花。第一节课是讲不成了，通知她下节课演讲。第二节课她上台，下面低年级同学起哄，我说不要紧，尽管大声地讲，“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小姑娘，独自走进森林，”慢慢的下面声音变小，越来越静，最后大家都不出声，听她讲。这样真是好，于是以后每次课前，我们都将进行一个 “free talk”。
　　
　　每天至少五节课，站在讲台上一直讲，原本我以为是“天黑就睡觉”，实际的情况是，下课就睡觉，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然后起来批改作业，九点再上课。有一盏电灯，没有自来水，就到水塘边，从那根竹管子里接山上淌下来的泉水喝，刷牙洗脸也都是，冷冷的甜甜的。孩子们下课喝水就把那根竹管抬起来，直接放进嘴里。厕所离住的房间有一段路程，一间茅草屋，化粪池上面是几根木板，摇晃，人的一切排泄便都在两根木板的缝隙间完成。据说化粪池很深，上个学期，有个同学上厕所时掉了下去，等漂上来时已经死了。我和李萍住在大石村的村接待处，有一张桌子两张木床，大石村的人从自己家抱来被子床单，给我们铺好。有窗户，但是好几档都没有玻璃，我们用报纸糊上，晚上刮大风的时候，报纸也被吹破，噗噗地响。我一直觉得，生活上的苦都是小事，都是很容易克服的，所以从来不和村长或者书记他们说，向别人也极少提起。然而，半夜被冻醒的时候，裹紧被子坐起来，周围一片漆黑，一个人呆呆望着窗外，四周黑鸦鸦的群山压过来，这样的感觉，不是不苦寂的。
　　
　　在我和李萍一起教了三天以后，一位54岁的志愿者王阿姨从狗吊岩回来了，第二周开始，我们三个人将一起负责大石小学的教学工作。可以让那些哭着回家的孩子回来上课。李萍8月14号回去，我打算20号回去，王阿姨明年7月回去。
　　
　　轻松多了。

七
　　大方县有九个乡，我所在的大水乡是其中之一。双休日休息，去大方县县城玩儿。
　　
　　周六上午九点多坐班车出发，快下午一点时到达大方长途汽车站。过了沙厂后，走的是盘山路，一边是山，一边是悬崖。刚开始时看见前方还是高高的山，就想，这样高的山，人爬上去都困难，一辆面包车怎么可能翻过去？可是一个多小时的上坡下坡后，那些山还在，只是我们已经和它们一样高，还可以清楚看见和我们在一个水平线上的山顶雾气。一路上雨雨晴晴，冷冷热热，乘客上上下下，戴破草帽的男人背一麻袋树根一样的东西坐我旁边，吧嗒吧嗒用烟袋抽自己卷的烤烟。
　　
　　到大方的时候是晴天。这是一个建在接近山顶的山腰上的县城。一路上，经过那些小村庄时就在想一座城市的形成。你看一座山，在半山腰若是有一块比较平坦的空地，那么那里就会有一个小村庄，若是这片地更大一些，大到可以容几辆公车同时行驶，再开几个酒吧几个饭店，那么一座城市也就形成。那些享受兮兮抱怨兮兮的关于“城市”的说法，在山上居民对于家园的探索和开拓面前，一下子都变得无处遁形。
　　
　　大方这个地方，真是让我喜欢，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的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还有，你只要往前看，看见的一定是山。据说当年在山上选大方县城的方位时，计算失误，所以现在，整个县城在慢慢下陷。
　　
　　第一次从大方回来是在傍晚，走在夕阳里，看见晚霞和群山，还有割完一大背篓的草的人们，穿着黑灰的衣服叼着烟斗，背压得弯弯的，小孩子坐在运石头的车后面堆的高高的石头上，背背篓的老人在高速路上行走，弯道处有“转弯危险”这样的标志牌，危险路段还是有背草的老人牵着牛。走着走着，天就黑下来，我们的吉普车特别破，用我很喜欢的那位开车的苗族小伙子的话来说就是，除了喇叭不响，其他什么地方都在响。山上的路是没有路灯的，我们的车前后也只有一边可以亮灯，司机慢慢的开，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起先过来的这条路有多么危险，弯道很多，并且路陡，因为天黑，看不见下面的悬崖，只觉得一边都是黑的，就会有一种在生死之间行走的感觉，不知道下面是会顺利还是栽进悬崖，或者与迎面来的大卡车相撞，飞蛾在前面走，从仅有的一束车灯中看见前方路上的形色的小动物，一直走，看见路边被封锁的车祸现场，一辆大卡车的车尾碰到一辆载客中巴，导致中巴司机和前两排的乘客当场死亡，我看见的那个现场是车祸过后，中巴早已经变形，几个活下来的乘客战栗的紧紧抱着他们的行李，等待下一步救助；再走，看见黑色山上星星点点的黄灯，立刻就觉得踏实；再走，看见砖窑的红光，还看见了路边的人家，原来已经开到了一个村里，村民家的灯光照出前方大卡车的烟尘，原来在黑暗中看见人家的灯光是一件如此温暖的事情。
　　
　　后来又去了大方三次。第二次在8月21号晚上到达，去那里是为了过第二天“七夕”。听乡政府的人说大方有酒吧，觉得非常吃惊，那样一个小小的山上的县城居然也有酒吧，一定要去看一看。晚上九点到达“名典”酒吧，表面看起来还不错，有吧台，有服务生，但是身边的小男生，个个看起来都像地痞，对一起去那里的乡纪委书记说你们泡吧的人怎么都像地痞，他连忙阻拦，说快别说，省得惹麻烦，这些人，就喜欢找一些麻烦，然后打个群架什么的，我们在这里，若是有麻烦，肯定能镇得住，坐你旁边的是乡长，刚才过来和我们打招呼的，是大方公安局的，都能镇住场面，但是最好不要自找麻烦。
　　
　　泡到凌晨，推窗发现外面好大的雾。“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让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折磨人的无聊消遣”，唱起《阴天》，觉得真是消遣。
　　
　　从酒吧回到住的地方，已经是凌晨5点，县城的路上已经有人在扫地，天就快亮，“七夕”来到，多好。
　　
　　去参观彝族博物馆，看见非常漂亮的民族服饰，然而这些，也只能在博物馆里看见而已。民族大同，世界大同，不知该悲还是喜。
　　
　　既然已经变成了政府行动，那么将计就计，彻底政府下去好了。和当地的刑警聊天，说起我觉得大方看起来很安宁，他说根本不是，这里的犯罪很严重，最主要是杀人和贩毒。大方是云南毒品运至内地某处的必经之地，导致这里吸毒贩毒和比较多。他和说了不少在前几年枪支管理不很紧时当地人持枪的例子，还有如今村民用炸弹进行报复的案例。
　　
　　中午吃完沙锅豆干，坐在大方公安局的警车里，下雨，又都是很窄的小街，就眼见了一次大方县城的堵车，长长的车队，下车一看，只有我坐的车耀武扬威的可以被称做“车”，余下的，都是农用车，拖拉机还有牛马拉的运草车，驾车的农民一脸雨水汗水的左顾右盼。原来这里的堵车也这么可爱。
　　
　　我在大方住的旅馆房间在3楼，从窗户就可以看见对面的山，开车，不管往哪个方向走，只会觉得目标就是山。县城的人们似乎很闲适，我在街上走，每走两三户人家，就有一户敞开大门，搬一张桌子的家门口打麻将的。到一个稍微现代的地方，最关注的当然是它的唱片店，用一个下午时间把大方所有我能找到的唱片店搜遍，非常开心，发现了一张《喜马拉雅》原声，还有黄耀明《有明岁月》、范小萱《绝士名伶》、黄仲昆《情雪》，虽然都是D版，但是黄仲昆的已经很少见，尤其是他的《情雪》台湾首版，据说两年前在香港的绝版ＣＤ网上已经卖到大概1000港币，这些碟在大方的唱片店以10元3张降价销售，店老板说卖了很多年都卖不掉，降价还是没有人买，相反，他指着对面那个柜子说：“那个柜子里的很好卖。”我看了一下，刀郎下雪，杰伦舞棍，看来到处都一样，很高兴地把那些降价唱片都抱走了。
　　
　　最后一次去大方是8月25号，车在快到六龙镇的时候被堵住，原因是前方修路要铺油，我们的车是第一辆，后面的车绕着山一圈圈排开。一堵就是一个多小时，这次去大方，是想再看看路上的那些人和事，因为我还有5天就离开，并且不一定还会再来，只想再多记住一些。
　　
　　每次回来，都会遇见路边喝醉酒的人，走路踉踉跄跄，我原以为是生病或者被车撞的人，后来苗族小伙子告诉我，是因为这里的人本来就非常爱喝酒，又是周末赶场，一高兴就喝多了，就醉在路上睡一觉，酒醒了再回家去。还有一次，在刚刚进入六龙镇的时候，亲眼看见一场当地人的打架，一帮人围攻两个人，直接拿一根棍子往脑袋抡，对方当即倒下，过一会儿，在同伴搀扶下颤悠悠站起来，满头满脸的血，那帮人又是一棍子，那人又倒下，却再也没有站起来。村民们听说打架了，都拖家带口一路小跑过来，没一会儿就围满了人，但是围观的人又不走近，远远地看。实在看不下去，让小刘哥哥快开车，他一边开车离开现场一边笑着说：“你不要担心，不会死的，我们这里的人，都很经打的。”
　　
　　路上的经历一直都那么值得怀念，每次走路上，都捏一把汗，因为前方总是隔一段就有一只躺在地上的狗或者一群鸡，或者什么别的家养的动物，这种情况下，也总是大叫一声，引得旁边的驾驶一阵笑，说我看得见的，你不用紧张。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最惊心的一次，是途经拉车村，前方一条土黄色的狗躺在地上，山路很窄，只容一辆车通过，眼见快碰到狗了，车并不停下，听见吱的一声，就开过去了。尖叫。驾驶说肯定没事的，它一定早跑过去了。可能，真的是我不明白。

八
　　现在是8月11号晚上，和王阿姨、李萍一起，点一支蜡烛躺在床上，一边拍打身上的虫子，一边开始骂人。
　　
　　那个毕节电视台的实习生，贵州民族学院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大三男生，跟着毕节电视台那个男编导一起来拍片子，听说我是北广的学生后，那个激动呀，哦哦哦，真是。“哎呀，我告诉你，我就是喜欢干这行，就是喜欢电视，我就是喜欢端着机器拍片子的感觉。我身边的人多数都喜欢写点东西，搞搞评论，我不，我都是花自己生活费在拍，我就是喜欢……你是北广的呀，真是太好了，我告诉你，我马上大四考研就想考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在人民大学和你们北广中选一个，你们北广好像好考一点吧。我现在在清华认得人，在清华有关系，在人大也有关系，就差北广啦！认得你，我在北广也有关系啦！……啊，把你联系方式给我好吗……啊，怎么是通信地址呀，留手机好不好，我给你发短信……对了，你帮我去买一下明年的研究生招生简章好吗……再帮我买一下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专业书好吗……对了，你们学校怎么不公布导师姓名呀，你再帮我找一个好一点的导师好吗……对了对了，我会汇钱给你的，绝对不会麻烦你，不会让你花钱的！谢谢谢谢谢谢呀！”
　　
　　片子应该拍好几天的。结果呢，那哥们儿在我们这里呆了不到一天，第二天据说是因为我们这里气候忽冷忽热，气温忽高忽低，感冒啦，宁可死，也不肯再来啦。
　　
　　哈哈哈哈哈，你去做你的电视吧，用嘴做，做得电视里都喷出吐沫来。
　　
　　恩恩恩，还有谁？恩，就是毕节电视台的那个男编导，也就是那个用嘴来做电视的男生的师傅兼老大，给央视十二套西部频道《天地人》做片子，自称是编导兼摄像兼后期制作，想过来跟踪支教者拍一个片子。他信誓旦旦：“我要跟踪你们一个星期。”
　　
　　对对对，一个星期，可能会稍微真实一些。
　　
　　第一天还好，撑住了。第二天下午就不行了，躺在床上吐个不停，原来是和楼下的高支书王校长他们喝酒，一喝就倒了。吐啊吐，晚上已经迷迷糊糊，正好有乡里的车子晚上下山，赶紧溜回去了。第三天清醒，问他还来不，他也不再来了。
　　
　　你不是说要跟踪一个星期吗？你是男生，并且不用一天从早到晚在讲台上讲课。我们两个女生和一位54岁的阿姨每天在上课的时候，你不过去爬爬山，摘摘果子，去小溪里游游泳，再去瀑布底下洗个澡而已，我们下课，你就拍拍我们的起居，吃喝拉撒。你和你的那个小跟班还都是毕节的本地人呢，怎么还那么娇气？才玩儿了一天半，你就玩不下去了。
　　
　　你昨天晚上在小溪边捡的那三块打火石还躺在窗台上呢，人走茶不凉，真是有意思。
　　
　　哦哦哦，你们还别说呀，有一次我真生气了。随着我们的英雄兼偶像徐本禹同志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一步步扩大，又有领导来视察，随行的胖男人端起他的DV，在窗外对准我开枪。我在上课呢，你怎么这样！立即不讲，愤怒的目光直视他的镜头，全班安静。端DV的男人放下武器，缩一下头投降。孩子们，没事，敌人骚扰不了我们，继续上课。
　　
　　徐偶像的魅力继续像水墨画一样晕开，遗憾的是，一点枯笔也没有。中国移动公司派来一辆车来我们大石小学考察，哎呀，不行不行，你们这里没有手机信号怎么行，我们移动公司一定要给你们解决，还有还有，我们要给你们的徐偶像配备一张大方县的本地卡，每月给他免费充上550的电话费，对了，我们还要给你们三个支教者住的村委会装一部免费电话，可以随便打到大方县的任何地方。随行的电视台橘黄衬衫男人背着摄影包，左肩一个相机，右肩一个DV，下课铃响，走出教室。不由分说，拿镜头对准我。立刻用书本挡住脸。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本能反应。
　　
　　不拍不要紧，我来采访你。小姑娘呀，你在这里感觉怎么样呀？还过得惯吗？这里的人对你好不好呀？你给这里的学生上课，累不累呀？小姑娘，你说话呀快说话呀！
　　
　　一句话不说，走开了。
　　
　　橘黄衬衫男人大概无味，问身边大方县城的英语老师，她怎么了？不高兴吗？
　　
　　还好，和那个女英语老师一起吃过饭，还算能说得上话，冷冷的请她告诉他：“我是拍别人的，怎么可能允许别人拍我。”他不再问，也不再拍，知趣的走开。
　　
　　完全是小孩子的倔强。
　　
　　实际上，我谁也拍不了，谁也不想拍，话之所以说得如此不客气是因为，他拍我之前一声招呼都不打，如此没有职业道德，为什么还要给他留有情面？这些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们带来的一个和我的孩子们年龄差不多的小男孩，穿着考究，黑色的小眼镜，在他的眼镜后面的鄙夷的眼神中，我的孩子们不过是一种话题，在他和他们眼中，一切不过是信息和娱乐。眼神骗不了人的。
　　
　　你们说，欠揍不欠揍？
　　
　　一点没错，你说完了听我说。好好好，从狗吊岩过来的54岁的王阿姨来补充。
　　
　　上次他们大石小学的学生送我们华农的同学，一直送到大水乡，那可是那些孩子第一次走下山呀，走了一个多小时呢，到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就请罗师傅给那些孩子每人下了一碗面，那些小孩吃得可开心了！我把他们请进宿舍，那么多孩子都在一起，当时我和徐偶像的女朋友住一间屋，她捂着口鼻说：“我真是佩服你哦王阿姨，这些小孩儿这么大的味道你也能受得了！我是不行！”于是，她一直等到这些孩子都走了，又过了一会儿才肯进屋。
　　
　　哈哈哈，我们笑。这个事，这些人，她，还有她和他，早已被我们看穿。你俩逢场作戏，小心众叛亲离。
　　
　　哎呦，那些人都像什么似的，看了媒体关于我们徐大英雄的报道，一个个要来实地考察，还有什么这个厅那个局的。哎，都是病，来考察的，都没有呆的超过一天的，不过问问村长问问支书。估计，他们上一趟我们的厕所，所有的病都会被治好，所有的念头都会被打消。
　　
　　真的是，我们每天只上两次厕所，早一次晚一次。晚上上完厕所后绝对不敢喝水。清早去的时候，一般是和你身边的狗四目相对，开始时，我们还想，这种大方式厕所真是恐怖，幸好还有狗来为我们站岗，谁知，刚一站起身，狗就立刻跑过来，把排泄物吃得干干净净。
　　
　　来来来，我们来统计一下，最多的时候，有几条狗在我们身旁“守侯”。答案是，四条。
　　
　　哎呀，阿姨笑着翻了个身，我每天清早进厕所，第一件事就是拨开蜘蛛网，它们一晚上就结了一张网，我第一次不知道，结果碰得一头都是蜘蛛网，脏死了，哈哈哈。还有，我每天早上解大手都要好几次，因为只要一蹲下去，马上蚊子就围着我开始转，根本蹲不住，每次身上都会被叮一个包。
　　
　　那不是蚊子，根本就是战斗机。我们补充。
　　
　　什么？战斗机？不过确实吓人，蚊子长那么大那么厉害。真是。
　　
　　哈哈大笑。
　　
　　蜡烛烧完，快睡着了。不行，身上怎么这么痒，又是跳蚤！躺在床上发了会儿呆，看了一会儿星星，听了会儿蛐蛐叫，还是睡不着。骂人又怎么样，八卦又怎么样，谁不在场就拿他当话题，真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对了，明天，明天，看下时间，已经是8月12号凌晨。我的生日到了。
　　
　　今天，我21岁了。真快。

一
　　今年冬天，2月19号晚上，在《南京日报》上看见一个整版的报道《狗吊岩，我的青春我的梦》，讲述贵州省有一个叫狗吊岩的地方，无水无电无网络，天黑就必须睡觉，当地没有米饭，只种玉米和土豆。在那里，年过花甲的老人都没有盖过棉被。当地有个退伍老兵吴道江，1997年回到家乡，发现家乡还没有学校，于是把当兵五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在山洞里修建了一所有五个年级的小学，每个年级的教室之间用一块一米高的木板隔开，在一个教室上课，隔壁教室可以听得很清楚。有的人家只有一套衣服，如果今天家里有孩子要去上学，那么全家就得把仅有的一套衣服给这个孩子，家里其他的人都不出门。华中农业大学的贫困学生徐本禹，在大四毕业时，暂时放弃了以372分考取的本校公费研究生资格，到了狗吊岩这个地方支教。
　　
　　看了这篇报导就很有感触，第二天天亮就给《南京日报》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也想去狗吊岩这个地方，想知道徐本禹的联系方式。过了几天，他们查到了，告诉我。立即给徐本禹写信，请问他具体的路线。两个月后，徐本禹回信，说你要是能过来真的是好，你可以做火车到贵阳，我直接去火车站接你。后来开学，回到北京，一直为此准备，而最主要的，便是和徐本禹建立一种信任和被信任的关系，以及收集大家捐的衣物。
　　
　　再后来，就是出发，现在，我已经位于贵州省毕节地区大方县大水乡乡政府。7月29号10：30从南京坐K155硬卧出发，31号7：25到达，到现在，8月3号0：25，已经5天时间过去。
　　
　　火车从南京出发，经过安徽、江西、湖南、广西、然后进入贵州。我以为在火车上的45个小时会很难熬，其实不是，一上车就遇见去桂林旅游的四女一男，都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坐我周围，用道地的南京话张家长李家短，讨论单位里男人的老婆，讨论那个“刘总”，讨论媳妇家的厕所，还有儿子“三角形”的身材，好多好多，整节车厢都熄了灯，他们还不紧不慢切开一个西瓜，围成半圆形边吃边继续讨论到凌晨，早上六点又继续。听别人说话不好，但是我们确实是处于一种想不听也不行的状态，他们用上了所有你想的到和想不到的粗口，听得人心旷神怡。那些原本厌恶他们如此肆无忌惮的周围的人，听到后来也和我一样不停地笑。他们的对话蕴藏了那样多的民间智慧，以至于我最后只想把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当作剧本的台词素材。他们当然不知道我坐在那里记录，依旧不停说着他们的，于是我这里就不停地边笑边记，写到手要断掉。比如我们来看其中一段——
　　
　　女A：我们家门口有个女的，家里面养了条狗，乖，那个狗有一天自己跑下楼，跑到马路上给汽车轧死掉了，乖，那个女的哭欧！乖乖！她家娘老子死的时候她也没得那个样子哭哎！乖乖！哭的欧！
　　女B：（紧接着）是的哎！狗是会哭的哎！
　　
　　你觉得这样的对话精彩吗？如果你不觉得的话，那么很幸运，我觉得这样的对话是台词中的上品，打岔，漂亮又反讽。
　　
　　在这些中年人的唧唧喳喳中，27个小时很快过去，他们下车后，我一时还感觉不习惯。你可以说他们咋咋乎乎，或者没有文化，但是他们的不加掩饰和不暗藏大的心机，让我觉得安全。
　　
　　与他们相比，剩下的人就让我头疼。和下铺的胡伯伯聊天，他是贵阳人，在南京从事传染病医治工作，年龄比我父母都大。问他一些贵州地形风俗还有气候方面的情况，聊到贵州支教的事情，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他当时就惊了，说这种事情你也相信呀，你知不知道贵州的人贩子是出了名的多，经常有随便在报纸上登个报道，把人都骗到一个地方，然后卖掉。后来，上铺的王洪也赶紧跑下来，出主意，说你绝对不能这样过去，我就是在云贵一线跑摩托车销售的，这样，你就坐这趟车直接到昆明，在我们单位宿舍住几天，我负责带着你在昆明玩。前面一个铺位的阿姨也赶紧跑来，说她是贵州安顺人，去过大方，那个地方绝对不是我这样一个女生可以忍受得了的，她说你就在贵阳下车，我介绍你进一家旅馆，你就住在那里，玩几天就回家吧，不要去大方了，那个地方太差太乱。
　　
　　前前后后座位都开始热闹起来。每人说一句，中心问题就是贵州这个地方多么危险，自然灾害多么频繁，人心多么险恶，在山里面被卖了以后，逃都没有办法逃，并且那个地方的警察都是帮自己人说话的。还有，人一穷就会蛮，那里的男人都很不讲道理的，你过去以后，就给人做老婆吧，别想再回来了。最后大家又出主意，说你下车先把手机关掉，直接去找个电话，往贵州省教育厅打电话，看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地方，真的需要你去支教，你千万不要先和接你的人碰面，一见面，上了他的车，就由不了你自己了。
　　
　　贵阳的、安顺的、昆明的、南京的，各路豪杰又举了他们亲身经历的好多被骗的事例，还有最近的泥石流和山体塌方，一再告诫我将要去的地方的凶险程度。
　　
　　王洪三次把我拉到车厢连接处，告诉我“千万不要相信那个安顺女人的话，她肯定是个女人贩子，我出来跑销售那么多年，我的眼睛不会看错人的”；安顺阿姨趁王洪不在，悄悄说，“你一个小姑娘自己跑出来，千万不要听信王洪那样二十多岁男人的话，他们最喜欢你们这个年龄的小女孩”；昆明的那位叔叔又悄悄告诉我，通常，最能说的人都很危险，就像那个王洪，那么能说，你千万不要上当；大家都去刷牙洗脸，准备睡觉，安顺的阿姨又跑来说，把你手机借我打一下，我说没电了对不起；南京气象学院的老师说，他们都不可以相信，你还是听你对面的那位胡伯伯怎么说。
　　
　　胡伯伯终于开口，你不要去住那个安顺阿姨告诉你的旅馆，也不要跟王洪去昆明。你下了车以后，把手机关掉，先找一家旅馆住下，在贵阳玩两天，等到星期一，政府部门都上班了以后，去找贵州省教育厅，看看这件事是不是真的，然后你再坐长途车去大方县，让大方县教育局派猫场政府的车辆来接你，这样才比较保险。
　　
　　晚上一直睡不着，心乱如麻，一个人坐在窗前，突然觉得窗外那些黑黑的山特别可怕，问自己，我该相信谁？想到半夜，做出决定，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和接我的人一起，去该去的地方，这种情况下，可以相信的，只有自己。
　　
　　真是搞不清。人心隔肚皮。

二
　　天亮时，打开手机和徐本禹联系，谁知情况又突然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他说他已经不在狗吊岩，在大水乡，他不能来接我，由他新交的女朋友和大水乡的沈书记开车来接我，他已经把我的电话给沈书记，到时候沈书记会给我打电话。再问徐本禹别的，他就说忙，再问，就没有回音了。
　　
　　快下车时，胡伯伯问情况如何，就告诉他，徐本禹不来接我了，换成了他女朋友和一个沈书记，他们自己开车来，地方也不再是狗吊岩，而是大水乡。胡伯伯问徐本禹刚才打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告诉他，他立刻查号码簿，说不是贵阳的，但是查不到究竟是什么地方的区号。再过了一会，七点的时候，沈书记发来信息，说他已经在贵阳火车站出站口等我了，就他一人，手上拿一份《贵阳日报》。前后车厢那些原先参与安危讨论的人一下子又热闹起来，大家又开始新一轮的轰炸。胡伯伯说你就和那个给你发短信的沈书记说，我是你的表叔，你下了车要跟着我到贵阳玩一下，你先按照他给你发短信的号码给他打个电话，我来看看他的口音。拨电话过去，胡伯伯用贵阳话和沈书记交流，告诉沈书记，我们一会就下车。
　　
　　挂电话，胡伯伯说，他是贵阳口音，贵阳的骗子也很多的。不作声。明白可能大家真的是为了我好。王洪说这样，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留给我，我定期给你打电话看看情况，你再和这位胡伯伯互留一下联系方式，下车以后呢，你还是记得把手机关掉，让接你的人找不到你，然后跟着胡伯伯找一家干净的旅馆住下，然后再按照胡伯伯昨天和你说的去做。胡伯伯说他弟弟开车来接他，我下了车和他走就行了。
　　
　　半小时后，火车到站。在这段时间里，我发现我已经懵了。是想相信自己，可是徐本禹那里突然变化那么大，而且一问三不知，原先他说的来接站的一男一女又变成了只有一个男的，坐长途车又变成了有个男人自己开车过来，问他那个男人究竟是什么人，他也不说。突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晕晕地把电话留给胡伯伯，胡伯伯说把你家里电话也留下，我如果一段时间实在联系不到你，就和你家里联系，毕竟，你家里人还不知道你是来的是这么危险的地方，万一出什么事情也好报警。又晕晕的把家里的电话留给了他。
　　
　　和胡伯伯以及他弟弟一起出站，一眼就看见沈书记。一起走上前。沈书记带我们去到他的车前，胡伯伯先拿着数码相机悄悄拍了一张他的车牌号，让我把捐的东西和给徐本禹女朋友带的两包零食放他车上，然后问沈书记叫什么名字，具体职务是什么，点点头，想一下，说我小侄女想在贵阳玩两天，我们车在前面，要先走了。而后帮我拉着行李往他车那里走，我说“表叔”你等一下，再走上前和沈书记说你等一下。回过头和“表叔”说，我觉得沈书记可以相信的，我就和他一起走了好不好？“表叔”说，不管他是不是可以相信的人，你还是到教育局去做个登记比较保险，别管了，你先上车，先找个旅馆住下再说，你上了他的车后，发生什么事情我就管不了了。
　　
　　之所以说沈书记可以相信的原因在于，贵阳火车站很多卖报的小孩子，他出站时走得离我以及我“表叔”有一段距离，我看见他把接我时拿的那张《贵阳日报》顺手给了一个卖报的小男孩，说这是刚才在你这里买的报纸，还给你，还可以再卖。小男孩笑着接过报纸，一蹦一跳继续叫卖。
　　
　　我觉得接我的那个沈书记即便是个恶人，有这样一点善良在，也不会凶残到哪里去。
　　
　　上了胡伯伯的车，在车上一句话不说，不着边际地想关于“信任”的问题，他和他弟弟帮忙找旅馆，找到位于延安巷的虹祥旅社，离长途汽车站近一点。付定金住下。他们将走，说一定要保持联系，一个星期没有你的消息，就要告诉你家长了。我说好的，谢谢。
　　
　　在旅馆坐了一会，徐本禹来电话，说沈书记没有接到你，白跑一趟，心里很不是滋味呀，还冒出一个“表叔”，要和表叔在贵阳玩。我说你怎么那么没谱，问你什么也不说，你的那个“女朋友”呢，他说在宾馆里睡觉呢。我说你怎么由狗吊岩变成大水乡啦，他说哎呀，你来了再慢慢说，半年多过去啦，这里发生了好多变故。我说那沈书记他们住哪里，我在延安巷这里。他说别急，他一会儿和你联系。
　　
　　退房。沈书记开车来拉行李，就这样，还是上了他的车。
　　
　　再后来，真的和胡伯伯保持联系，只要能和外界联系上，都会记得给他打个电话或者发个信息，上了沈书记车后，告诉他，安顿好，一切都好。周一时，说已经在教育局做登记，一切都好。周二时，告诉他已经到达山区，北京的手机卡没有信号，改用当地人的一张卡。8月3号，告诉他，4号要上山教书，手机将没有信号，一个星期后再联系。他都说好，说那他就放心了，你要保重。不见面的联系，一点破绽都没有。
　　
　　在沈书记他们这边呢，他们还老说起这件事，还有那个“表叔”。除了父母面前，我真的不会撒谎，一撒谎就脸红心跳，六神无主，所以他们一定早就发现，各自在心里笑一遍。掩藏在文字下面的不真诚可能不是那样容易被发现，就像我和“表叔”的这种报平安，那样心安理得，我终于明白，现在的人为什么宁可选择冷冰冰的电子交流或者短信来代替当面的交谈，可能，就是怕被人看清。
　　
　　见到沈书记，心中不是没有愧意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徐本禹那里说变就变，没有预兆并且没有理由，就连当地今年3月通上电还是我一再询问后他才告诉我的。有的时候想，如果胡伯伯恰好是个坏人，那我就被他卖了，或者沈书记不是个好人，那么我也一定很惨，幸好，他们表面上都不坏，并且都没有害人之心，对我非常友善。只能归结于，自己运气很好。
　　
　　后来想想，就觉得很可笑，亲自用半年时间和徐本禹建立起来的一种信任和被信任的关系，竟然可以被几个人在不到半天的时间生生撕断，那么 “信任”本身是不是真的可以被信任？我们对自己的信任又是不是真实的确定的？半天的时间，内心进行了那样激烈的斗争，却还是像被摆布的玩具。一个人在外面，真的是冷暖自知。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己有多累。
　　
　　和徐本禹呆了几天后，也理解为什么他根本没空搭理我。我看见《狗吊岩，我的青春我的梦》时还很早，半年内，他的故事被以湖北和贵州为主的媒体撰写多次，并且在做完一档电视访谈或者报纸报道后，徐本禹会给听众或者读者留下手机号码，于是每天，从早到晚，他都要回复国内的“热心人”的信息，还有几个女生，发来的第一条信息就是“徐本禹，我知道你的事迹后很感动，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我要嫁给你”，这样的以及比这样的更加种类繁多的信息，徐本禹都是要抄下来的，如此，每天即便是在吃饭，他也要抱着手机和外界联系，否则过一会儿信息存储就会满。8月份起，因为各方捐助，他有三部手机，但还是不够用。
　　
　　笑着和徐本禹说：“徐本禹，你完了。”他眼皮好不容易抬一下：“啊？什么？你说什么？不会的吧。”继续低下头发短信。

三
　　还在贵阳。中午沈书记请来吴道江部队一个姓赵的老战友，以及这个战友的两位兄弟，我们一起在贵阳有名的菜根香吃饭。沈书记说，那位赵叔叔是南京政治学院毕业的，你应该会感觉亲切一些。席间，那两位兄弟一直不动筷子，只是往他们孩子的碗里夹菜。穿得脏脏的孩子把碗紧贴胸口，躺在大大的靠背椅后面，怯怯地望着我们。
　　
　　“是不是你们当地的孩子都和刚才吃饭的那两个孩子一样？”我坐在车上问沈书记。“不是的，那两个孩子算是很幸运很幸运的，因为赵叔叔的缘故，他们的父母在昆明打工，他们也都在昆明在小学里借读。你到了我们那里就知道，他们实在算是太幸运的。”
　　
　　下午从贵阳出发，上贵遵高速，再走贵毕高速，下了高速，第一站是黔西，接下来直接开到大水乡。下雨，“我们用的是大水乡最好的车和最好的驾驶来接你的”，沈书记边开车边说。然而走在高速上，看见前面山体塌方掉下来的大石块，以及被砸烂的高速路护栏，心里还是隐隐害怕。“你看这里的高速，单行道，豆腐渣工程”，他笑。我也笑。“修这个路的贵州交通厅的卢万里已经被抓起来了。”到了黔西，雨停，下车走动，再开上去大水乡的路。石子一颗颗在车轮底下，手紧抓前方保险杠，还是觉得像坐过山车，五脏都要被颠出来。有好几段路，有一边是玉米田，高高的在下面，车子若控制不好，翻下去一定没命，于是皱紧眉紧握拳头，还好驾驶的技术高超，平安渡过。
　　
　　平安到达大水，这个地方路边每隔一段都会有一个标语，比如“生男孩是运气，生女孩是福气”“没有女孩，就没有男孩”“不嫁文盲汉，不娶文盲女”“少生孩子享清福，多生孩子苦难言”，还有什么“一手抓计划生育，一手抓科学种养”“要致富，少生孩子是条路”，压韵得很，特别可爱。
　　
　　晚上8点吃饭，炖猪脚火锅，贵州茅台酒，书记和乡长都在。他们说，这是当地政府招待客人的最好的饭菜。在乡政府住下，依旧是他们最好的房间，很舒服，有水有电，还可以洗澡。这里的作息时间普遍推迟了一个小时，9点早饭，下午1点午饭，晚上8点晚饭。每次吃饭，不管吃什么，面前都有一小碗辣椒，自制的那种，据说这里都是这样。一般家庭吃饭，一甑子（甑，蒸饭用的木制桶状物）玉米饭，一大碗辣椒和一大碗酸汤，酸汤是冷的，里面是酸菜和四季豆。酸菜是当地特有的白菜，经过发酵有了酸味，就成了酸菜。当地人把酸汤倒在玉米饭里，拌上辣椒，每一顿都是这样，世世代代都是如此。
　　
　　在政府的伙食显然要比当地山民家中好很多，因为贵州的喀斯特地形以及地势的关系，蓄不了水，这里种不了水稻和小麦，主要的作物只能是玉米、土豆和烤烟，但是我每次主食都是米饭，是他们从很远的地方买来的。我觉得高兴，平时在家或者在学校吃饭就是，不管吃的是什么，一定要有辣椒，很辣的那种，在这里自然很适应，开始时每次吃饭，书记乡长都要说，小慧幺你怎么这么能吃辣子哦，你是哪里的人哦，到后来已经见怪不怪，就不问了。
　　
　　吃完早饭后，有时候会从乡政府这条路往下走，走到田间，拎着鞋从小溪里趟过去。我带了两个相机，一个装彩卷，一个装黑白，外加一个标镜，一个长焦和一个广角镜头。和那些种地的农民打交道是一件愉快而又简单的事情，因为他们主要是彝族、苗族和布依族，我说普通话他们还是听不懂，语言不通，我们彼此只用微笑交流。给他们拍照他们就站在那里憨憨地笑，拍完后我说谢谢，他们听不懂，还是笑，走远了回头，发现他们又开始挥动锄头，然而脸上的笑容还在。
　　
　　晚上吃饭前会停电，书记就打电话，说你出来吧，我和老乡都坐在外面乘凉呢。
　　
　　就来就来，穿好衣服到乡政府对面的大树下，一条长椅上放一大盆葵花子，是直接从田里的向日葵上收下来的，没有经过炒制，只是放在外面晒了一下。原始的食品。还有炸的土豆条，撒上很浓重的辣椒粉。书记做翻译，我问老乡，一颗向日葵可以收多少这样的葵花子，他说不好说。我说这样的一大盆要用到十棵向日葵吗，他说应该不止。这是他们招待客人的。
　　
　　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物都让你觉得，自己受到的是难得的最优的待遇。很过意不去。
　　
　　原先，在和朋友说了我要去狗吊岩支教的决定之后，就有一些年长的朋友提醒，说你应该把它变成一件政府的行动，这样比较有安全保障。你一个人贸贸然地去，非常危险。我也想了一下，还是决定个人行动比较好，这本来就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对当地的打扰当然也是越少越好。麻烦也是越少越好，做得越淡越好，至于安全不安全，在于自己的命好不好。没有想到，最后由于徐本禹的原因，他来到了大水，并且他给大水带来了一所希望小学，我沾他的光，我的行动也很意外的变成了一个政府行动。这是让我始料未及的。

四
　　8月1号上午走山路前往我将去教书的大石小学先看一看。大石村是大水乡一所较为偏远落后的少数民族聚居村寨，主要是彝族，还有苗族布依族仡佬族，全村只有两户汉族。大石小学便是这个落后村的唯一一所学校，据说狗吊岩在一个香港老板的资助下，一所希望小学已经建立了起来，大石小学的条件更加艰苦。我和徐本禹商量了一下，既然是来支教，并且想看到最贫困的一面，那么就去大石小学，这里面当然还有一些政治和教育之间的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微妙的原因。大水乡政府的高师傅在前面带路，我跟着他翻山。他对这条路已经非常熟悉，我跟着他走最近最好走的小路，不到2个小时就走到，虽然走得不轻松。
　　
　　从大石小学外表看，就是一幢2层楼的木头小屋，那种破旧，让你觉得随时都有倒塌下来的危险。下面有两间教室，楼上有两间，要通过一个摇摇晃晃的梯子爬上去。楼下两间的教室有很矮很旧的几张小桌子和几张长板凳，楼上的没有。他们总共五个年级，二三年级在一起上课，四五年级在一起上，一年级单独上，每天8：15开始，一节早自习加三节课，中午12：00下课，13：30上课，下午两节课，15：15下课。孩子们一般不吃午饭，曾经有个香港人来，问他们，你们这样不吃午饭下午上课能吃得消么，孩子们笑而不答。课间休息是10分钟，打上下课铃是用铁棍敲一块挂在学校前面的锈铁。在楼上上课的时候，楼下的孩子得把长板凳搬到楼上。学校前面有几个玩耍的村长家的孩子，他们玩的东西是一只被绳子拴住的黑底花蝴蝶。当我走近的时候，他们就咯咯笑着一窝蜂跑开，有的躲在木板后面，偷偷从木板的缝隙里看着你。
　　
　　中午在高支书家吃饭。面前一小碗辣椒，用甑装的米饭、豆芽辣椒炒腊肉、葱段辣椒炒腊肉、酸汤。孩子和妇女都不上桌，由高支书陪我们吃，吃完以后小孩和妇女再上桌。后来问了沈书记才知道，这里的农家招待客人最好的便是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腊肉是来了很重要的人，才跑去屋顶割一块下来，米饭也是。
　　
　　更加不好意思。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不想惊动太多当地人的原因。
　　
　　8月2号沈书记带我走访当地最贫穷的人家。据说，毕节地区是贵州省最贫穷的地区，大方县是毕节最贫困的县，大水乡又是大方的贫困乡，这些人家又是大水乡最贫困的农户，穷中之穷，究竟会是怎样？我们看到的最穷的三户人家都是苗族人，房子离得很近，进第一户，一位母亲带着三个女儿，小女孩稀稀黄黄的头发和她们满是干鼻涕和灰尘的脸很难让你辨出她们究竟是男是女，幸好有书记做翻译，进她们的家，屋顶都是漏的，外面下雨里面也下，中间一堆炭火，煤油灯，一锅猪食加土豆，被子和床单薄并且脏。还有两户人家基本也是如此，有一户是老爷爷带着他的孙子，我问他们收入来自哪里，他说靠“租牛喂”。沈书记告诉我，“租牛喂”的意思就是，把人家家的母牛牵来，每天喂她吃草，差不多一年，喂到母牛下崽，下的崽就归他，然后把母牛还给原先的人家。
　　
　　在回来的路上，书记还告诉我，这里的农民基本都吃自己种养的东西，需要用钱的时候，就抱一只鸡或者扛一袋玉米到镇上去卖，一次差不多能有二十来块钱，这些钱主要是买油盐，还有就是人情往来，某家死了人，给上五块，某家有婚事，给上五块十块。
　　
　　这里是土葬还是火葬？我问。土葬，当然土葬，农民们不兴火葬的，你可以看见周围的山上有好多土坟。
　　
　　那么，他们不花钱买衣服吗？继续问。哎呀，农民一年能买上一套衣服就不错啦！他们一般见客人或者去镇上赶集时才穿上干净的新衣服，平时在家都很随意的，这里很多农民，他们一直到死都没有洗过澡的，书记说。
　　
　　那大家捐的衣服呢？依旧好奇。这些衣服先是到乡政府，然后统一分给农户，即便这样，他们还是舍不得穿，还是当新衣服一样收好。有一次我们把深圳扶贫基金会发的一批白T恤发给他们，这些T恤上都印着“深圳扶贫”的字，但是农民们不认识这些字，你到镇上赶集就会看见，他们喜滋滋地穿着这批T恤，把胸前的字挺得高高的。书记笑。
　　
　　我说不出话，觉得心酸。文化上的心酸。
　　
　　到处都在说“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谁都会说，躺在舒适柔软的沙发里，指手画脚，一套一套的。然而，真正的农村农业农民又是怎样的，真正的应该解决的又是什么？你知道吗？在你每天不用喝酸汤吃玉米饭的日子里，在你不用点着煤油灯，在冬天下冷雨的屋子里蜷缩成一团的时候，你知道那些和我们一样都是人的人的想法吗？
　　
　　贫穷已经不是最能够打动人心的东西，我甚至觉得他们祖祖辈辈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已经不会觉得这样的生活是贫困，或者他们觉得，这样生活已经很好。城里的人捶胸顿足呼喊着我不要一成不变的生活，呼喊着我要改变我要改变，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么这里蕴藏的，便是一个生活和变化之间的关系。
　　
　　在8月1号从大石小学回来以后，我就一直在想，我去上课，应该讲些什么，对于孩子们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几天下来，所见所闻让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一种对于更美好的生活的向往是最重要的，你知道了外面有一个不同于你的现状世界，如果你也想感受一下，那么，你就应该努力奋斗。
　　
　　可是有的时候也会想到，其实外面的世界真的不那么美好，封闭山区的每个人保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起码不会被肮脏的东西同化。劳作劳作，世代都是如此劳作，习惯了也就没什么问题了，我们为什么要去改变他们？
　　
　　两种想法的交织，让我觉得非常矛盾。

《不亮传》+《我的奋斗》+《2007年11月11日，我的J8没了》=愤青三部曲？我简直笑得眼泪都要出来了！

这与总是妄论是非的愤青有什么关系？CMJ只不过道出了一个众说周知的秘密而已。

 

CMJ把我阉了。也许他把所有的男人都阉了。不对，这太抬举CMJ了。准确点说，我们都被这个时代阉了，但我们不承认，然后CMJ跳出来，不知死活地骂了一句：他妈的，你们都被阉了，知不知道？这很残忍。简直比苛刻的老板还要残忍。简直比强暴地劫掠你的梦想还要残忍。简直比阉割我们的人还要残忍。简直比自暴自弃混吃等死还要残忍。简直比指纹签到机还要残忍。他比写《皇帝的新装》的安徒生残忍百倍。

现在，我已不敢多提“生活”两个字。生活。生活。生活。够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数山。再把这两个字念叨下去，我就被一堆粘糊糊貌似呕吐物的虚无压垮了。还是说说CMJ的漫画吧。不要因为《2007年11月11日，我的J8没了》名字够彪悍，就急着看这部。你应该从《不亮传》看起，再看《我的奋斗》，最后看它。从中学到大学再到社会，你会看到一个男人被阉割的漫长过程。

《不亮传》里的主角自然是赵不亮。他是个帅哥，不笨，可是非常讨厌“总有一些老不死的杂种喜欢拿该死的阿拉伯数字来评定人的价值，就像便利店给货物标价一样”，他拒绝被标价，“所以从来都是交白卷”。结果老师当他是一坨屎。悲哀的并不是别人拿他当一坨屎，他根本无所谓，而是作为一坨屎，不能在厕所里安度余年，却非得在各个学校间转来转去。所以，赵不亮是一坨不得安宁的屎。

《我的奋斗》里的主角是赵奋基(愤激？)。他就要大学毕业了，却着急起来，毕业了之后干什么呢？严峻的现实是：“一头扎进社会成为混吃等死的上班族，晚上和狐朋狗友边喝啤酒边骂上司，骂超女，骂黑哨，骂那谁谁……过着月初挥霍月底借债的生活……日复一日，周而复始；无聊了就娶个老婆生个娃儿什么的……然后再为养家糊口疲于奔命，一辈子作为社会上的一颗不起眼的螺丝钉而耗尽心力！”为了躲开这可以预见的悲惨命运，奋基同学做了最后的挣扎，想尽一切办法让学校把他开除。结果呢，明摆着的，你有权成为社会上的一颗螺丝钉，却无权要求社会为你开后门。他终于，还是成了一名上班族，跟我一样，也跟你一样。

这时候，无屌男终于登场了，他叫赵明登(明灯？)。那个曾经很牛屎的赵不亮亮了，像一颗光秃秃的电灯泡。可是，他的J8没了。无缘无故，无声无息，无影无踪。还是他的狐朋狗友说的好：“包括在座的所有人，我们早就没J8了！自从大学毕业走进社会的那天起，我们统统都被阉啦！想当年咱哥几个哪个不是胸怀大志的主儿？再TM瞧瞧现在！上班朝九晚五瞎忙压力大，周末无聊喝酒打牌洗桑拿！就这么完了，我们还有什么？”

是啦，就这么完了，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在该发生的时候发生了。上中学那阵子，我不是一坨屎，我是三好学生，年年都是。意气风发，发奋图强。家长夸，老师赞，同学佩服。那时候一堆一堆的梦想啊，恨不能一头撞掉不周山，从此天大地宽任我游。现在，我芳龄26，标准的上班族，为工作绞尽脑汁，为生活鸡飞狗跳。现在，我最怕的事情就是物价飞涨了。朋友都说我闷骚，哪里是闷骚，是憋骚才对。眼看着一堆堆锃明瓦亮的梦想变成了一堆生锈的废铁，不骚一下岂不是会憋疯？

突然想起一高中同学。那家伙当年极不老实，还偷偷搞了一套架子鼓瞎练。你猜这家伙现在干什么呢？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还研究生！经常跟我抱怨生活之无聊，前途之渺茫！妈的，见鬼了！可是生活就是如此诡异。无屌男正在批量生产，无屌男的故事天天都在发生，我其实没什么好讲的。拜托各位，看看CMJ的画风粗砺故事粗俗的漫画，被他狠骂一通，也许还会痛。 

多年以前，我读过一本书，认识了一个人。书是《惶然录》，人名费尔南多·佩索阿。
之所以读那本书，是因为“惶然”二字。惶然，恐惧不安状。正好是我当时的心态。不知己，不知世界，更不知未来，所以惶然。

广州，中山大学，草木葱茏，新绿旧绿日夜萌发，而我却心怀悲观，惶惶不可终日。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惶然录》来得正当其时。这个死了七十多年的人对我说，“一个人需要一种特定的知识勇气，去无所畏惧地承认，一个人不过是人类的一个碎片，一个活着的流产小儿，一个还没有疯到需要锁起来的疯子；但是，承认了这一点之后，一个人甚至更需要精神的勇气，使自己完全适应他的命运，欣然接受而没有反叛，没有弃权，没有任何抗议动作。”又说，“一个人能够获取的最高自律是无所谓地对待自己，相信自己的灵魂和肉体不过是房子和花园，命运规定了一个人必须在此度过一生。”

这本书加深了我的悲观，却医治了我的惶然。很多事情你只要明白了就不会再恐惧。但我的年纪还轻，我不能像费尔南多·佩索阿那样把自己安置在一条长街上，寂寞到死。或者说我不想。

后来，我读了《神游》。应该说，这是徐公子胜治的一场大梦。不是虚无缥缈的梦，而是实实在在的梦。听起来荒谬，但别忘了这是一本修真类的小说。修真，本来行的就是逆天之道。老天规定了人生百年，你却要长生不死，怎么不是逆天而行呢？对凡人来说，梦，也许是唯一甩开圈养你的房子和花园的方法。所以，在徐公子胜治的书里，主人公石野修行的是世间三梦大法。庄周化蝶不也是一场梦吗？修仙之道，为什么要加上“世间”二字？因为徐公子胜治谈的本来就是人世和人事。

一本书的好坏，当然可以从文笔加以分别，但根本的却是境界的高低。比如修真仙侠类的小说，《蜀山剑侠传》固然是不可逾越的恢宏巨制，还珠楼主的想象力和生花妙笔至今无人可及。但说到底，它还是脱不了一个“侠”字。快意恩仇，除魔卫道，争强好胜，妄谈因果与是非。目前网络上热门的修真仙侠类小说，大多脱胎于此，甚至在好勇斗狠阴谋计算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黑山老妖》里的杀道。以杀成仙佛。读起来当然快意，往往是心中郁愤一扫而空。其名曰爽。

但还有一重境界更暗合修行人的心境。那就是如风。来自虚空，又化为虚空；虚无缥缈，又实实在在；清风吹面，暴风涤荡；真性情，真自在。管平潮的《仙路烟尘》如此，徐公子胜治的《神游》亦如此。《神游》中有一人，名为风君子，以谪仙之身生长于市井，无拘无束，无法无天，该乐时乐，该怒时怒，性情之自在让人瞠目又让人羡慕。所以，凝翠崖(其网络作品《邪樱》曾大热一时)说，恨未一时风君子。

《神游》之中有一节专讲论道，为此书的精华所在。虽然作为一本小说，这一节太过哲理，但不看这六问六答就无法真正看懂《神游》。这六问六答是：何为生？有私，生息轮回者为生。何为灵？知我，可行逆天者为灵。何为物？在者为物。何为神？用者为神。何为用？当者为用。何为修？知来处去处，得来处去处，合来处出处，为修。书中自有详解，有心人可找来参详。如果一定要解释，借用书中一句话，“天地不仁，是指天地无私。天地无私，是指天地公平。这世界上，蝼蚁、草木、禽兽、山河，没有哪一种存在比另一种存在更加高尚，也没有哪一种存在比另一种存在更自由，只有我们的‘神’跳出去才是真正的超脱。”所以，书名《神游》。

读《神游》，还有另一层好处。因为徐公子胜治本就颇通丹道之学，所以他在序言中讲，“主人公的丹道修炼经历，关于静坐、炼形、存神、养气、辟谷、筑基、内视等道法，读者可以照之习练，也不必担心‘走火入魔’，我也会尽量详细的讲解。至于再高深的内容，就姑且当小说来读吧，毕竟大道无形仙踪飘渺，不可言传也非我所知。”可见，这本书被称为“修道教科书”也非虚言。

其实，《神游》还有另一个名字，徐公子胜治名为《市井修行录》。我是凡人，也在市井，脱不了臭皮囊，也想得大自在，公子说做梦，我就做梦。

 上上周，一切都好。我们只是需要等一个好天气。
但我们没等到上上签。5月12日。我们开始贫乏起来。甚至从来没有这么贫乏过。不是缺悲悯，悲悯已成川；不是缺泪水，泪水已成海。
我们缺药品、干净的水、食品、遮蔽雨水的帐篷、可以取暖的毯子甚至能爬四个小时山的医生。
如果Toby McInnes设计的灾难应急桶能普及开就好了，虽然很多人说但愿永远不要用到它。可是，我们不能用“但愿”挽救大大小小的一样有喜忧的生命，不能等着“天佑吾民”。
这个40加仑的橙色桶不只收纳了一顶帐篷、一个存储箱、防水的油毡、烤火炉、照明设备、医药箱、工具箱、净水系统、微型发电电池组和危急无线电接收装置，它还收纳了一些着凉的身体、一些饥渴的喉咙、一些流血的伤口、一些微如烛火的生命。
如果身在远方的我们注定不能用焦灼和悲伤抚慰和温暖那些哭泣的魂，它能。

下周三，荣建华要和小马哥去洞庭。找麋鹿。

小马哥说，不一定能找到。

我说小马哥，我都坐成腰肌劳损了，再晚点就无法和你较量羽毛球了。

其实我也想去找麋鹿。

找不到我也不会伤心。我只是想放放自己，把自己放到一个无望的寻找中。

走走吧。

5月8日，星期四。暴雨雷电袭击了湖南大部分地区。省气象台和长沙市气象台一口气发布了19个气象预警。
这个时候，我们盼望好天气。风和。日丽。放轻松。要是再有一把草椅就更好了，碧绿养眼，草香清新，心脾都爽。
其实，种一把草椅很简单。搭好木条框架，填上湿嗒嗒的泥土，撒上种子，然后等它长起来。时间不长，大概10天左右，青草就会冒芽。等那些不太听话的小家伙长到10厘米高，就得好好修剪一番，不然它们就会乱糟糟。修理这些家伙，最好用没有污染的割草机，并且尽量把水的消耗控制在最小。
难得的是找一处培植草椅的好地方。都市柏油路太硬，而独自在后花园享用这把草椅，又有点自私。最好是放到岳麓山、烈士公园或植物园里去。天气好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去坐坐，轻轻地坐着。
这把椅子，坐上去，别谈工作，呼吸着草香淡淡，就谈谈那天的好天气吧。如果是我，我倒很想谈谈一位有趣的读者，她把本刊称为小帅哥，她叫雨霖铃。

做联通的一个特刊。我发了一个模板给jacky。

jacky说，我们是不是很没良心，人都死了7K多了，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赚这个钱？

我说，残酷的是生活还得继续。

也许我这人一向天性凉薄，也许我目前看到的只是数字，没有看到图片或视频。我只知道有事情发生了。

然后呢？我还得和女朋友拥抱，我还得在办公室熬夜，我还在着急采访不到人。。。。

今天晚上的月亮很亮，大家都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吧。

 

风滚草。一种植物。干旱来临时，会从土里把根收起来，团成一团随风而走。哪里喜欢，就在哪里住下。轻盈。自在。活泼。舍得。
我们住大房子，或小房子，搬不动，挪不走，犹如施了定身咒，动弹不得。其实自找。无非是一个容身之所，何必搞得那么难受？你看Jay Shafer，住八九平米的小木屋，走到哪带到哪，不是照样活得毛孔舒张，心神安宁？他管这种带轮子的小木屋叫Tumbleweed Tiny Houses，即风滚草迷你小屋。
房子虽小，却五脏俱全。卧室、书房、客厅、厨房、洗手间……我们能想到的都有，我们想不到的也有。比如这间小木屋，停在苹果园里，屋外都是开花的苹果树。多好的花园啊！透过卧室的小窗，Jay Shafer看到南加州的美丽天空。而在南加州的美丽天空下，它像一个平静的遗迹。
可是这样的房子太简约，甚至得不到城市规范的许可。所以Jay Shafer只好买了一套大房子，然后把大房子出租，自己则住在后院亲手打造的小屋里。后来，他厌倦了这种吃租金的无聊生活，于是开着拖车把小屋带走了。他知道他终究会离开某个地方的，却不知道会把小屋停在哪里。
好在他想走就走，走到哪都是家。而当旱季来临，被大房子小房子困住的我们，走得了吗？

《城画》203。节选了龙贝妮的《一杯海和一望无际的咖啡》。我喜欢其中的2/3。

一字一字敲出来。对待所爱的文字，这是我的方式。摘录如下：

“我就是喜欢你这样一点也不委屈你自己。”他说。

 

半夜醒来，闻见烟草味道。她从睡袋里探出头，看见几个男生在屋角偷偷摸摸吸大麻。这个比较富裕的海滨城市，很容易买到的草。

“小声点，我要睡觉。”她在睡袋里说，一点也不客气。

 

他们一起开车来到南方的海边，五六个人彼此是并不算熟悉的同校不同系的学生。可以分摊汽油费用，住在他中学的客厅里把房费也省了。

他开车。她坐在后排不出声。他对她只是有些许好奇。有什么凝结在她心里，偶尔浮现眉头的沉郁，和她的年龄不相符。一路的风景如此雷同，绿色的草场、颇有些苍老的大树对着天无奈地伸开手臂，天空是浅浅的蓝轻松地过度到更浅的粉红。南下的汽车偶尔会和轻轨火车并行，感觉到速度的快乐，一阵子后就被它抛离了。他猜想也许会有许多事的细枝末节在她心里变成一个个结、一个个小小的恨，溶解不开。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轻松地生活的。他觉得她是玻璃缸里的人。你要和她说话，先要曲着手指敲一敲那玻璃缸。等她的注意力从很远的地方飘来。

 

那年，数码相机还没有发明。拍下的瞬间丢失了底片就找不到了。他现在连她的样子都不记得了。

 

无聊时的活动就是四处逛逛，去打打桌球、吃芝士蛋糕、买二手唱片。据说这里是当时铁达尼号启航的地方。冬季的海滩，寥落没有游人，海边的三角形小木屋都空着。

半夜拿了一瓶酒去海滩。大家在海边打闹，脱了鞋袜在浪边走，冷得直叫。二月刺骨的海水，沉默无光的灯塔。她坐在一旁像一块石头。大家起哄叫她也过来。她觉得毫无兴致。

无聊的感觉到哪里也摆脱不掉，无法让任何事情触动、无法对任何人感兴趣，像风吹在她的脸上，她也感觉不到。

海边开阔而去的是一望无际的黑。深深浅浅。什么物体的具体轮廓也没有，只有海浪吐出的白沫暗中泛着神秘的光。她的忧伤像一只玻璃缸罩住她，听不见外面的欢声笑语。

别人觉得她高傲，其实她也恨自己的麻木。她一点也不高傲，或者，她根本就不在乎自己。

就像一起吃晚饭，大家聊起初吻的话题。都讲完了，轮到她。

她说，在静静的小巷，一个迎面走来的陌生男人，走过身边的时候，突然双手按住她的脸发狠地吸她的嘴唇。她打了他一个耳光。好像也不是很重。然后好像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一样各走各路。

大家都不说话。她很平静地说完，喝了口水。

“就是这样。”她总结似地说。

大家听完都沉默不语。她竟然没有难受或任何被侵犯的感觉。她像对待一个陌生人那样对待自己。

 

在冬季的海边，大家的笑声在海边传得好远。她听起来怎么像空谷的回音？海浪冲刷沙滩的声音反复强调、虚张声势，它想说些什么呢？大家还在召唤她。

她望着黑色的海，想，海浪涌上来、退回去，不断重复，没有终点，难道它不曾觉得厌倦吗？

 

可是，可是她觉得很厌倦啊。

她突然站起来，向海走过去。海漫过她的脚面、小腿、腰。奇怪她一点也不觉得冷，只是不停地向黑暗深处走，一个浪打过来，咸腥的味道扑上脸庞，差点就站不稳。在深沉黑暗的包围下很容易就失去方向感。她想大声喊，声音却只在她的胸腔里回荡。

周围突然间静寂一片，只有动作翻滚而没有海浪声音的海看起来多么吊诡。

他是在什么时候靠拢她，她不知道。他伸手抓住她的肩膀，在她耳边说，为什么，别这样。他想把她拉回岸边。两个人都湿透了衣服。她在漫上胸口的海水中推开他，大声说，“你干嘛，好玩而已。你们不是想这样吗？”

她不明白，大家都很轻松，为什么她总是不可以。她讨厌他多此一举，显得自己那么可怜需要别人帮助。她并不需要的。

浪是很大，他们互相扶持着才能慢慢走到岸上，曾在海水里靠得很近，上了岸各坐一边，满脚的沙子。身子发抖。

他在车里已经酒醒了一半。其他人看在眼里，也只能继续装成醉得厉害的样子。而她，根本就没有醉过。

回去后大家都很快入睡了，没人打游戏机也没人抽大麻。她总是在扫大家的兴。

深夜里，她想起前年的秋天，一个人拖着两箱行李，走在校舍门外的小道上。那时下着雨，一地的黄叶零落飘摇。那时，在这里，她不是什么也没有吗？心里只是安静着，记起那泥土的气味。

早晨光透过客厅窗帘照进来。她躺在沙发上，已经醒了很久了，一直没东。想起昨晚的事，黑乎乎的海的冷的夜晚，在明亮的光的暖的客厅里想起来像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

她还闻到头发残留着海水的味道，想起来有些尴尬。她的同伴们歪七竖八地睡在地毯上，包裹在自己的睡袋里，颜色各异。她希望大家最好不要醒过来。

 

他其实也醒了很久，在晨光中看她露出睡袋外面的头发。他看不见她的脸，不知道她醒了没有。他没有想过自己会喜欢她，从见到她第一面开始就很清楚她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不美丽不温柔还很别扭。还有她也不是教徒。但是为什么是他把她拉回来呢？他脱口而出轻轻地：“你醒着吧？”他突然间有很多话想对她说。

 

她没出声。

晨光在寂静中慢慢消失。

 

往下还有故事，但我不喜欢了。因为有了爱情、同居和分离。我不喜欢这种结束的方式。我喜欢那种不是结束的结束。为什么往下还要发展什么呢？为什么不像晨光一样慢慢消失呢？为什么不是一句轻轻的“就是这样”呢？为什么不是省略号而是句号呢？生活不就是省略号多过句号吗？我们不是总是来不及结束或者没想过会结束却结束了吗？所以下面的故事我不喜欢了。如果你想看，就去http://i.cn.yahoo.com/slowlady2004看看吧，也许都在那里。

1。台风来的时候，顺便带来了大朵大朵的云。不像长沙的天空了。

2。晚上，一个男人用手机在拍月亮。他提醒我了，那天月亮很大。

3。杂志社旁边的地下通道出现了两个男孩。他们弹唱。有一个女孩，我的前同事，抱着一把吉他，专程前往请教。

 

头上是空阔而灰蒙的天空，脚下是尘土飞扬的大漠，没有道路，没有草坪，没有一株蒺藜菜，也没有一棵寻麻草。
我碰到好多人，驼着背向前行走。
他们每个人的背上都背着个巨大的怪物，其重量犹如一袋面粉，一袋煤或是罗马步兵的行袋。
可是，这怪物并不是一件僵死的重物，相反，它用有力的、带弹性的肌肉把人紧紧地搂压着，用它两只巨大的前爪勾住背负者的胸膛，并把异乎寻常的大脑袋压在人的额头上，就像古时武士们用来威吓敌人而戴在头上的可怕的头盔。
我向其中一个人询问，他们这样匆忙是向哪里去。
他回答我说，他也一无所知；不但他，别人也不知道。
可是很明显，他们定是要去什么地方。因为，他们被一种不可控制的行走欲推动着。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旅行者对伏在他们背上和吊在他们脖子上的凶恶野兽表示愤怒，相反，他们都认为这怪物是自己的一部分。在这阴郁的苍穹下，大地也像天空一样令人忧伤，他们行走着，脚步陷入尘土中，脸上呈现着无可奈何的、被注定要永远地希望下去的神情。
旅行者的队伍从我身边走过，没入遥远的天际。由于行星圆形的表面，人类好奇的目光消失在那里。
好长时间，我一直力图揭开这个谜；可是不久，不可抗拒的冷漠控制了我，于是，我显得比被怪兽压迫的人们更加疲惫。

 

里面有一张梁文道的好照片。我爱死了。

呃，有多少人会听到我的呼吁呢？

半年没在博客上偷窥了。

今天偷偷逛了丽莎玩偶的博客。

第一篇博文的标题是：嫁了。内容就一行字：我要嫁给你了。

妈的，她竟然甜蜜地嫁了。

她不认识我，我不认识她。但我还是为她小小地担心了一把。

结婚，是那么万全的事情吗？